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上下则礼仪乃所错。”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的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即是“道”，而这道德性的扩展便可达到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一致。

孟子更以简练的话概括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尽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 性，则知 天矣”。（《孟子・尝尝），“成”的意思就是人的固有的仁义礼智，与心相连，而极力以心思考善行，便可知自己本质的人类知识及宇宙间一切事物之间的心灵联系。

先秦道家的也是认为“神通广大，一切皆由我一人出焉”。老子的哲学认为宇宙本是一片混沌，而后分化为阴阳二气，这两种基本力量通过冲击相互作用产生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并且这种生成过程总是遵循着一个普遍规律，即ldquo;生生不息rdquo;。老子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一种非常独到的宇宙观，其中他强调宇宙间所有的事都应该按照ldquo;自然法则rdquo;来进行管理。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提及，比如他说：“道生于无形，无象而备器，应乎四时，不处久远。”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的ldquo;神通广大，一切皆由我一人出焉rdquo;观点，将它融入到了儒家学说的体系中。他提出了一种 ldquo;顺应自然法则rdquo;, 并将这个概念作为政治原则来使用，以此来指导国家治理。

宋明理学使儒家学说更加深刻和系统。在程朱理学派看来，超越时间空间精神实体"理"（或称 " 道" 或 "良知"）为宇宙本体，是 ldquo;世界根源 rdquo;;陆王理学派视主观意识中的良知为宇宙本体，将"世界等同于吾心，我心即是世界 rdquo;;因此他们把 ldquo;" 天 人 合 一 rdq uo 观又推进到另一个层次，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觉上讲 ldqu o ; 道 rdq uo ，而是在哲思高度加以表述。在董仲舒那里，虽然提出了 ldqu o ; 天 人 合 一 rdq uo 观，但他并没有将这个概念提升到哲思高度，而只停留在直觉层面。

程朱认为，只要我们能够理解这些LDQUO 读书 之意 Rdqu O 的 LDQUO 理 RDQu O 就会明白全都是如此，这些都是来自 LDQUO 理 RDQu O 的表现。所以谓 LDQu O 万 物 一 体 RDQu O 者，都有一定这样的LDQUO 理 RDQu O 只因为它们来自这里。

陆王也有关于LDQUO 万 物 一 体 Rdqu o 的论述，他认为这是基于个人的内省去寻找那个永恒真实存在的事实，从而理解整个人生的意义。他相信，每个人都拥有这样一种内在自我认同，它既是一个个人的，也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基础，因此任何情况下的行为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最后，在王守仁的心学体系里，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心灵修养方法，他坚信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不可改变的人类精神—良知，这不是外部环境影响所致，而是一种内在地存在的人类能力。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并利用这种能力，那么他们就能够了解自己的真正身份，并找到生活中的方向。

总结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于如何理解和处理人类存在及其关系于其他事务，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思想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被用作各种形式的问题解决方案——从早期宗教仪式到后来的政治制度，从军事战略到艺术创造——它们一直塑造着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提供给我们关于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做出决策的一系列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