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光辉照耀下，晚明社会虽然无法与之媲美，但两者都强调尘世生活中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然而，文艺复兴还提倡理性、科学，并重视知识和人的价值，而晚明则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对抗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这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与人的社会属性不符，因为人是社会产物，其价值实现、个性发展和表现最根本地体现在社会活动中。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质、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伯纳德则认为“在高等动物，尤其是在人方面，本能即使不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也是一个正在退化的东西”。因此，即便禁欲主义可能是一种对人性的异化，晚明社会则更像是一种对人性的扭曲，而非张扬。
当时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物质生活丰富但又充满了奢侈享乐风气的大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官员利用自己的特权参与商业活动，这导致了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出现危机。王守仁等思想家试图通过“良知学”来重建封建道德权威，但这只能转移人们关注点，从外在权威转向内心自然的情感。
李贽作为代表人物，他激烈地批判了现实，同时也试图为人性的需求争取空间。他认为追求幸福快乐是人类天生的本能，不应被压抑，因此他主张一种更为宽松的人生哲学，让人们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不受过多束缚。这一思想虽激进，却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于传统道德规范缺陷以及时代变化的心灵探索。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文化精神层面看，晚明纵欲主义既有其反思自我、本土文化创新的一面，也有其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如何平衡个性表达与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构建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人文精神，以期促进国家长久存在并保持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