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的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人的只要能扩展这份德性的，就会达到德性的普遍化，以实现个体与宇宙间的一致。

孟子更以简练的话语概括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 天矣。”（《孟子・尽心》） “ 性”，即人们固有的仁义礼智，植根于 “心”，人的只要极力以善良的心去思行善，便可知道自己的 “ 性” ；知道自己的 “ 性”，便可理解那被认为是最优美的事态。

先秦道家的学说同样强调了这个概念。道家的 “道”，同儒家的 “ 天”一样，都被看作宇宙本源，只不过后者更加重视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老子的教诲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表述：“道生了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陆游则从一个更深层次出发，他认为所有事实上的精神实体都是存在于我们内心世界中的。他写着，“宇宙便是我心里，而我心里就是宇宙”。

西汉武帝时期，由于需要加强国家统一并进行朝政改革，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将人类生活看做是参与到大自然以及整个宇宙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类社会问题，也涉及到了如何通过一种集中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董仲舒倡导这种感应理论，同时他还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来巩固中央集权并维护帝国完整。他特别强调了一种名为 " 大一统" 的理想，这种理想要求建立在单元基础上的稳定秩序，而达成这样的大型结构则需要国王作为领导者。他解释说，“古代文书创造时，将 ‘王’ 字画成三个横线相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王’ 是由三件东西连接起来形成的一个整体 —— 它包括了地球、水域以及所有生命形式。”

宋明理学使得儒家思想更加系统化。其中程朱学派认为超越时间空间的心灵实质 ' 理' 是整个宇宙根本原因，它包含了所有事物，从而成为他们追求完美秩序目标的手段。而陆王学派则把目光放在个人心理活动 ' 良知' 上，他们相信每个人的良知都能够直接认识到真理，不需要经过任何其他媒介或思考过程。

程朱学派把他们对于 " 天" 的理解提升到了哲学层面，他们不再满足于直观描述，而是在高深抽象的情境下去探讨它们。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不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也是主观意识和情感都应该融入这一共同框架里去理解。但实际上，他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却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而陆王学派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 " 万物皆是一" 论，即一切事务都是共通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的身份如何，你们都应该寻找那个共同点，那就是你的内心世界。你应当用你的内心去触碰外部世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也才能真正了解他人的行为和意图。

因此，当我们试图找到一个能够让各种不同元素结合起来，使得不同的领域保持平衡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回到原点 —— 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关注那些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事情，我们必须考虑它们是否符合我们的内在价值标准。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是具有相同价值原则的人，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不偏不倚地遵循这些原则，无论环境多么变化莫测。

总结来说，无论是在商周时代还是后来的宋明时期，对待自然界以及它所蕴含意义一直是一个核心议题。不管是在推崇或批判某些事情，都始终围绕着一种基本信念：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自己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时，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自身的地位，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以保持社会秩序。此外，这种信念还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以及那些希望改变当前状况的人们采取什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