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和《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著作，是他史学成就的体现。他在史论中注重从整体上对中国史进行研究，追寻历史的根源，同时采用了传统方法如辨伪、考证、综合与归纳，以及心理、心态学和将历史环境与意境结合考察的方法，这些都大大突破了传统史学的一般方法。
明亡清兴的历史教训，让王夫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时代感与使命感，他将治史目的定为济世救国、经世致用。在完成《读通鉴论》后，他剖析自己的写作目的与方法：“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κ之者也。”(《读通鉴論·叙論四》，中华书局1975年)他认为，最关键的是“推本得失之原”与“获得救失”。这也是他个人研究历史的心愿。
王夫之认为：“所贵乎史者，不是记载徒繁，而是要有助于来的人成为师傅。”(《读通鉴論·卷六）他要找到“得失之原”，明白为什么会“得到”什么，也知道为什么会“失败”，以及如何去改变这些结果。这正是王夫 之比一般只是表面分析的事实更深入的地方，也就是超越了传统史学。
在《讀通鑑論·叙論末》，王夫之一共总结了自己写作时采用的多个步骤：引而伸之，以有理性解释；浚而求之，以充分地探究；博而证 之，以通过大量资料来支持；协而一 之，以把所有观点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系统。他的目标是在整个过程中，“心得可以资人理解”。
最后，在整体性的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各方面的问题，并且还要求自己要根据这些问题设置出一个规则或框架，使一切事件都按照这个框架进行组织，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具有内在因果联系和系统性的全面的视角。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事件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部分，都必须被放在整个体系中去理解，从宏观到微观，从长远到短期，将不同的事件连贯起来，为我们提供一套完整无缺的情况。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 王夫之一边描绘着整个中国古代的大河，一边还能够细致地描绘每一条小溪、小河，小溪、小河又汇聚成大江、大海。而这一切，它们都是为了让我们从宏观到微观，从过去一直延伸至现在，用最精确细腻的手法去描述每一次变迁，每一次转折，每一次选择，每一次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