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寻国民性格的深层次，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武侠癖”的独特偏好。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武侠小说仍旧畅销如火。而且，这种热爱甚至渗透到了电影领域，许多以武侠背景为题材的影片成功进入了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江湖文化的角度出发。没有江湖化，就不会有对武侠的崇拜。在这里，“江湖”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游荡者，而是指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拥有特殊技能和道德观念的人群。他们既不是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忠义英雄，也不是制度内部依靠俸禄维生的官员，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物。
这些人物往往拥有自己的规则，不受传统社会规范束缚，他们通过巧取豪夺来生存，这些行为被称作“豪门”。与之相对的是那些依赖于合法正统体系、遵循正式规则的人物，如孙子、吴起等，他们是国家制度下的官员。这两个类型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然而，在文学传统中，对这两种类型有明确区分：前者被称作英雄故事；后者被称作豪侠故事。这两个流派各自有其根基和追随者，但它们之间存在界限。实际上，人们并不总能清晰地将一位人物归入哪一类，因为这两个角色间存在转换空间。当一个人放弃了打家劫舍的生活，将自己融入合法体系，那么他便可以成为真正的王侯，并自我标榜为英雄。
对于一些人来说，认为中国人的“武侠癖”源于对暴力的崇尚，是因为它能够展示强者的力量。但这样的解释忽视了事实，即秦始皇、成吉思汗等领袖们虽然具有权力，但他们并非典型的武侠形象。此外，他们建立或维护的是制度，而不是像江湖里的那种非正式规则。
真正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系——那就是对运动技艺（即功夫）与义气（即冒险精神）的共同欣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的忠义英雄与江湖中的武侠一样，都是一种精神符号，它们都是当代公众心目中最耀眼的事物之一。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偏爱《鹿鼎记》这样的小说时，我们需要看到其中蕴含的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华文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以及它如何揭示了一种高度多元化但又缺乏官方认可形式的小众文化。金庸笔下韦小宝这一角色，他从一个普通混混到皇宫太监，再到天地会高级成员，最终成为朝廷高官，这一切反映出了近代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他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一种混合着野蛮与智慧的手段，一方面表达了个人奋斗和飞黄腾达的心态，同时也披露了一切系统都可能崩溃时人们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鹿鼎记》不仅展示了个体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求生，而且还揭示了一个关于秩序失常时代如何塑造个人行为模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