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上下后则礼仪存焉。”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人的只要能够扩展出这种德性的，就会达到德性的完美状态，与整个自然界及整个社会实现了相通。

孟子更以简练的话语概括了“心”的思想：知其本然，这便是知道自己的本质。此外，他还指出，“仁义礼智信”即是我国固有的良好品质，它们植根于我内心，我只要极力去实践这些善行，便可知晓自己真正的心意。当我明白自己的内心，那么我便懂得了宇宙间最高尚的事情，也就是那被尊敬而神圣的事务。

先秦道家的哲学同样追求着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情感联系，他们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种无形无象但又充满活力的生命力。这股力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使得一切事物保持着一种生动活泼的情感交流。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老子的教导更加深入地探索了这种情感联系。他说：“道生了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宋明理学家们进一步发展并深化了这套思想体系，他们将这种情感联系视作一种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精神实体——理或良知。在他们看来，这种精神实体不仅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中，而且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从最微小的事物到整个人类社会都是由此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独立于这个整体以外存在，每个部分都必须依赖于这个整全，并且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只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表达着相同的情感联系。

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名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其他各种学说除去，只认定儒术）的大纲，以儒家的教诲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使得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同时也促进帝国内部的一致。但他的理论并不完全基于纯粹的人类伦理观念，而更多的是基于对古代帝王权威的地位进行辩护，以及为了维持封建秩序而推崇皇帝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者的角色。

程朱理学派和陆王理学派对于这一点也有所不同，但两者都认为这是基本共识。在程朱 理学里，被称为"立身处世"或"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修身（个人品德）、齐家（家庭管理）、治国（政治活动）及平 天下（世界和平）。陆王 理 学 则 强 调 个 人 的 内 心 道 德 与 社 会 和 政 治 活 动 之 间 的 联 系，它 认 为 个 人 必 须 以 自 己 的 良 知 作 为 指南，不断自省自律，以期达到个人的完美状态，从而达到社会上的安宁与繁荣。

总结来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眼中，对待自然界及其规律抱有一种敬畏甚至亲近的情怀，他们相信所有事物都是连续不可分割的一片，而不是孤立的小块。这种认识模式反映了一种历史长久以来形成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即人们试图通过理解自身位置来找到宇宙意义，并通过理解自然界来提升自身境界。这一点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将各方面融合成为一个单元，使得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同时也是它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