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来到俄罗斯旧都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据美国记者报道，在这次典礼上，李鸿章受到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

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人们传达的是对一个“大家”（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的机会。但更有现实利益考量在内：“借地修路”，借用中国之地，为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提供便利，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尊重和感激，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著名历史学家李宗侗认为，这标志着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是俄国。

除此之外，还有欧美各国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那样可能会被欧洲诡计所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迎候李鸿章。

作为历史上的智谋大师，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他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甚至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他与沙皇秘密会见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地广人稀，不侵占人尺寸地，但中俄交情近亲密。”

对于联俄的事项，有不少人就是他的政敌，如翁同龢，他曾提及：“联俄结俄之事，我已视为必然。”当他离京前，还专程拜访，与张荫桓亲自译码所有密电，以防军机处无法经手。这显示出，对于联Russian必要性，他们都非常认真。

张之洞认为，因为五大国中的英国等国家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接壤，只能通过结盟来增强自身力量。而且自康熙帝与沙皇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的交往，“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不同”。因此应该乘此力加联络，与其订立密约。此举旨在商务界务互通并融洽，如果发生战争，则需要对方以兵助自己尤其是水师要紧。

开出的价码仅包括“借地修路”一项，就迅速得到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不过尽管如此，这笔交易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即使那时，他正试图做人，对北京指令言听计从。

然而，由于这一长时间逗留，使西方各国嗅到了中Russia之间正在发生某种重要事情。这导致西方报纸充斥着关于这件事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坚决否定的一系列报道。一段广为流传的情节表明：政府为了达成秘密协议给予了300万卢布作为贿赂给 李氏。当时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以及陪同Li去Russia 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都提到过这样一笔特别经费。这笔资金虽然名义上叫做 “Li Fund”，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给Lee收取贿赂用的。但确知有一、该基金确实存在；二，该基金一直存在华Russia银行账户；三，该基金170万卢布被领取；四，该基金更多用于成为小金库支出浩大的费用。

墨迹未干，便突然翻脸，一方面演出了双簧——德意志帝国借口要讨伐被杀害传教士，从胶州开始行动，以协助China 为名，然后派舰队占领旅顺、大连。而史家一般认为，在这些事件里，被暗算的是China—黄遵宪挽诗中就写下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然而，即使如此，被视作权宜策略或许并不完全正确。在孙子兵法说的那样，“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对于Japan 来说，它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第二天才敢下达向China 开战总命令。而英国扶持Japan 的目的就是遏制。作为反制措施，ChinRus 结盟对 Russia 而言是一个必然选择。英国报刊评论称它完全是一份双赢选项。但维特则担忧这样的背信弃义将破坏刚获得好的Chin-Russian 关系，将极端不利于 Russia ——因此，他甚至要求 Russian 军队立即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Chinese 人的心。如果没有这种创痛之后，大概不会爆发如今我们所见到的那么剧烈的情绪反应——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彻底改变一切，从而导致最后那场义和团运动，让整个世界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