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武门之变后的岁月里，一位曾经参与李密和窦建德起义军的魏征，出现在秦王李世民的面前。据说他曾在太子建成麾下行事，并试图劝说建成杀害秦王。听闻此事，秦王迅速命人寻找魏征。
当魏征面对秦王时，那位年轻的君主脸上露出不悦，他质问：“你为何在我们兄弟之间播撒分裂之种？”大臣们一听这话都心生忧虑，但魏征却毫无畏惧地回应：“如果那时候太子能听从我的建议，这些灾难或许就不会发生。”
唐太宗登基后，将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并任用了一批元吉和建成手下的旧部引起了不满。有人私下抱怨：“我们跟随皇上多年，而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却让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先得利，这是什么规矩？”房玄龄将这些言论告知了唐太宗，他微笑着解释道：“国家设置官员，是为了治理天下，不应以关系选才。如果新人有才能而老人无能，则不能排斥新而任用老。”
由于唐太宗不记往昔恩怨，重视人才选拔，并鼓励大臣直言其意，大臣们也变得更加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魏征，对朝政总是有深刻见解，在内宫中与唐太宗讨论国事。他甚至指出历史上的明智君主多倾听各方面意见，而昏庸君主则只信任单方面的话语。
有一次，读完隋炀帝文集后，唐太宗询问为什么隋炀帝即使学问渊博、懂得尧舜之道，却仍然犯下荒唐之举？魏征回答说：一个英明的皇帝应当虚心接受臣子的意见，而不是自以为是，就像隋炀帝那样，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是桀纣事，最终导致覆灭。
感动于他的忠言，唐太宗意识到治国如同治病，要保持警觉，即使国家安定，也要谨慎对待。他常对大臣们说，“居安思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长久稳固。在这样的氛围中，尽管有时他会因争辩与魏征而愤怒，但最终还是选择聆听对方的声音，因为这正反映了他的开明统治风格。
然而，有一次，在朝堂上的激烈争辩后，当晚退入内宫时，他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只好向妻子长孙皇后倾诉。但她却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回应，让他意识到真正的大臣应该像魏征一样，不畅通直接。这一番交流让他的怒火消散，同时也增强了他对于直言敢谭者尊重和珍视的心情。
公元643年，当那个敢于直言敢谗者的魏征去世时，虽然悲痛万分，但也是个人的损失，如同失去了一个照顾自己行为准确性的镜子。而正是在这种开放且包容的大环境中，由于采纳人才和广泛接受不同声音，加上减税、发展生产等措施，使得初期的贞观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景象，被称作“贞观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