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与晚明社会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两者都强调个性解放和尘世生活的享乐，但文艺复兴还提倡理性、科学和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而晚明社会则以纵欲主义为思想武器，对抗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导致一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颓废生活方式。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伯纳德则指出，本能即使不是消失，也是在退化。因此，禁欲主义可能是对人性的异化，而晚明社会则是对人性的扭曲，不是张扬。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对感性的极端追求，最终缺乏建设性，因而也缺乏长久存在的合理性和基础。
从经济发展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及其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奢侈享乐以及越礼逾制之风。在新的环境下，一方面金钱在社会中的作用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封建官僚阶层的人格分裂加剧，他们自身呈现出严重的人格裂变。虽然口头上仍讲封建伦理道德，但实际行动却与之相违背。
王守仁“良知学”的创立，就是为了应对政府无力挽救传统道德所面临危机，他企图把传统道德规范内化为自然情感。但他的目的最终还是要“灭人欲”，存天理。他后来的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这表达了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批判，为晚明社会的大门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李贽更进一步，他激烈地批判了当时普遍趋向于好色好货等行为，并认为这些行为并不需要别人的教导，而是自然而然会发生。他认为势利之心、趋利避害之心人人都有，这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他主张放松人们追求自私、私利等基本需求，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不再受外界束缚。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精神，但也被批评为过度个人自由，没有考虑到集体利益和公共秩序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看到晚明纵欲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心态状态，它反映了一段历史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同时也是这个时期深刻矛盾的一个缩影。在这片刻之间，我们不仅能够窥见那个时代人民对于如何处理个体自由与集体责任的问题，也能洞察到他们对于如何平衡现实世界与内心世界需求的问题。此外，还有关于文化价值观念转变，以及人类心理结构变化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