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同一年的冬天，蜀汉的二次北伐开始了。尽管蜀军围攻陈仓，但由于粮食耗尽，再次无功而返。这之后的建兴七年（229），第三次北伐启动了，诸葛亮派大将陈式进攻魏国的武都和阴平。魏国雍州刺史郭淮率军抵抗，诸葛亮出兵建威，最终取得胜利，将二郡收入囊中。在此过程中，李严等人并未露面，这无疑会引起他们不满。

李严在诸葛亮进行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上庸守将孟达。在给孟达的一封信中，他以这样的语句来招降：“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这表明他一直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地位保持着记忆，并视之为己任。但是，在蜀汉前后三次北伐中，没有任何一次让他参与其中，这自然让他感到不满。除了发出表示不满的信号外，他还采取另一种方式，对于诸葛亮排挤他的行为进行了反击。

有一次，他向诸葛亮提出了一个建议：“劝君宜受九锡，以进爵称王。”这听起来像是孙权劝曹操称帝，但也难以确定他的真正意图是否是在嘲讽或者把诸葛亮摆到众矢之中的位置。无论如何，诸葛亮清楚李严这样做绝不是出自好意，因此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

我本东方下士，被误用于先帝，现在位极人臣，有百亿禄赐。如果能灭敌斩贼，我愿接受十个生命，更何况是九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然而，这句话似乎有些前后矛盾。一方面他说“吾本东方下士，被误用于先帝，现在位极人臣，有百亿禄赐”，似乎已经心满意足；另一方面却紧接着说“虽十命可受，而况于九邪”，这话与之前表现出的心满意足态度产生了矛盾。这番话出自谨慎谦恭被形容的丞相口中，与其风格并不相符，但或许这是他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却不自觉流露出了自傲乃至漠视刘备的心态。

根据陈寿对他的评语，“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这些话既表明了他的生平抱负，又展现了一种当世无双、超凡脱俗的情怀。

建兴八年（230）春季，一场由曹真指挥的大规模攻击迫近蜀汉。当时正值第二年准备进行第四次北伐时，诸葛亮再次请求李严率军前往汉中受节度。然而，当时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去年臣欲西征，请令平主督汉中，此刻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我知道平公子鄙情，不但如此，还想乘机逼我取利，所以我就让平子丰督江州，让隆崇遇上它，以达到暂时的小目标。（《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原来，就连司马懿等人的开府辟召，都成了借口来逼迫得到更多好处。而且，从这一点看出来，如果没有这些特别情况，即使是有司马懿等开府辟召的事情出现，那么应该不会用来作为要不得更多好处的手段，因为这种事情很可能只是随便拿出来用的借口。不过对于身为和自己并列托孤重臣的人物来说，这样的借口显然不能用作解释自己的要求，因为那意味着你可以和别人享受到相同待遇。而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这样一种理解：即使面临强大的压力，只要国家安全没问题，他们就不会分歧。

因此，在面对这样的局势下，两个人最终达成妥协：继续保留江州给予李严，同时接受其名下的名字改为“平”。按当时解释，“平”字含义大致意思就是行事有序、稳定乱事，这正符合当时形势需要。此刻看似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实际上也埋藏着新的隐患，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更清楚彼此的地位，而且他们之间关系更加复杂化到了无法预测的地步。

建兴九年（231）春季，当第四次北伐开始的时候，由于天气原因导致粮运困难，以及其他因素，如暴雨，使得整个行动变得艰难。结果，在后来的事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

于是，就有人向朝廷报告说：“我们撤军，是为了引导敌人进入战场。”但是当他们听到撤军消息之后，却又惊慌失措地说：“我们还有足够多的粮食，为何突然回去？”试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同时也是在暗示对方是不诚实的人。但最终还是因为大量证据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假，因此最后只能承认错误，并辞职谢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总结一下，无论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最终结果是 李严被贬为普通民众，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这标志着在政权内部，没有比他更具挑战性地位的人存在，也意味着只有一个人掌握最大实权——即最高统治者以外唯一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人物——这就是目前情况下的确切状态。在整个政权内部，即使包括皇帝在内，只有一个人拥有那么多重要职务，可以支配一切重要决策。此刻，每个人的地位都非常清晰，而且关系也变得越发复杂不可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