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年的冬天,蜀汉的二次北伐开始,但由于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返。建兴七年(229),三次北伐开始,诸葛亮派大将陈式攻打魏国的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抵抗,诸葛亮出兵建威,迫使郭淮退军,并成功夺取了二郡。这时,后主刘禅命令诸葛亮复位丞相职。但在这几次北伐中,李严等东州和益州集团的骨干人物依旧不见踪影,这必然会引起他们不满。
李严在诸葛亮进行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达。在一次信件中,他以“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来招降孟达,从而显示出他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的地位始终铭记于心。他对蜀汉前后三次北伐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被邀请参与,不免感到十分不满,因此他除了发出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排挤他的反击。
他曾经给诸 葛亮写过一封信,“劝光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就像孙权劝曹操称帝一样,但也难以确定他是否真心想把诸葛亮摆上众矢之地,或是仅仅是在嘲讽他。不管怎么说,只要看得出来这一举动绝无好意,就可以预料到结果:“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 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不过,这话似乎有些前后矛盾,他之前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看起来已经心满意足,但随即又提出了接受九锡加封王的建议,这就成了有自己封“国”的情况,而那就是那个时代最高荣耀的人臣所能达到的巅峰。然而,在回绝这一建议后,又突然提出虽然十个生命值得拥有但不能接受九种邪恶的事物,这样的态度,与其谨慎谦恭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从这些言行来看,可以推测出他的个性和思想真实面貌:虽然拒绝了李严提出的建议,却不知不觉流露出了自傲乃至漠视刘禅的情绪。陈寿评价他的生平抱负:“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表明了他的野心远大,对自己的评价则表现出高不可攀、当世无双的心理状态。
建兴八年(230)春季,由于曹真的三路攻蜀计划失败,留下的情景让人感慨:“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我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
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李严这个时候说的“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正如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一样,被用作借口,以逼迫其他人的利益,同时也是因为这种借口很容易被拿来作为例证,所以自然成为一个很好的理由。而实际上,即便是这样一个合理化的手段,也并不是轻易拿来的,而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为什么尽管身处同样重要的地位,却无法获得相同待遇?
因此,当张飞战死后的第一次与君交谈中,将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并且担任中都护署府事的时候,看似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实际上,其背后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争取更多权力和地位,以及确保自身安全,因为毕竟在权力的斗争场上,每个人都是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价值的一个角色。而最终,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似乎找到了共同点,那就是维护蜀汉政权生存的问题,比如那些关于粮食供应的问题,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发生。
然而,无论如何,一旦事情败露,那些尴尬的事情就会立刻浮现出来,而对于那些策划者来说,那些低级错误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使他们失去了再回到原有的位置或更高位置的一线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无疑证明了一件事实:即使是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对权力的追求总是伴随着风险;而且,即使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一些小错误或疏忽,而彻底失去一切。此刻,我不得不同声赞赏李严最后被贬为平民,在那充满竞争和危险的地方落入低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权力游戏中的悲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