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中后期，儒学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它不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更是汉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之举，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但它是否真正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些问题仍旧值得深入探讨。
根据钱穆先生的观点，六艺与诸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差异。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重新理解武帝设立博士制度的目的。尽管武帝确实推崇儒术，但他更多地是在强化中央集权和巩固王权。这一举措虽然有助于儒家的发展，却并非完全针对其他学派，而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手段，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心理需求。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儒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之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和喜好。这一调整首先体现在迎合上。公羊学派因其宣扬的大一统理念而受到青睐，其理论对于刚平定七国之乱后的汉朝来说，无疑是非常恰当且具有实际操作价值。此外，《公羊传》的其他论点，如“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等，也都能够满足或反映出皇权神圣和封建秩序所需。
此外，还有发展的一面。早期的先秦儒家理论往往缺乏实际操作方法，只停留在提出理想目标上。而董仲舒通过将天人感应观念融入到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为古代中国提供了一套既有神圣依据又能指导实践行为的人文主义哲学。他成功地将天意赋予了伦理道德，并以此作为最高原则来指导人的行动，从而使得儒家能够从纯粹哲思走向现实应用。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在西汉末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中，有着明显的人格化趋势，即使在经典著作如《易经》、《春秋》等也表现出了这种趋势。这表明，在这段时间里，对自然世界和人间事务都寻求更直接、更具体甚至是个人化的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最终被塑造成一种高超精妙的地位，即“道”。这样的转变为何发生，又如何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文化结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