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思想界的一个最大的背景，乃是改造了的儒学成为汉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初始时期的关键在于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之举措，然而这一举措的本意是否就是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又是否真正起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却是需要讨论的。

一钱穆在考察博士制度的衍变时指出：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hellip;hellip;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因此有所谓博士。故博士者，是以家言上抗官学而渐自跻于官学之尊之一职也。诗书六艺初掌于王官，而家学之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一切著书皆原本诗书，所以诗书者，是王官藉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1]。

如果我们接受钱穆观点认为六艺与诸子的关键区别乃是官学与私学之分的话，那么，我们对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行为就会有新的理解。罢百家的学习，即以知识上的结束时间争鸣显然反映了通过高度专权以结束诸侯割据的情况下的需要。武帝此一举措本意不一定在崇拜儒教，更可能是在尊重皇权，因为武帝罢黜了属于儒家的《孟子》博士。而《诗》、《书》、《礼》、《易》、《春秋》，则属六艺，这些原为王国学校的一部分。在汉朝人心目中，六艺并不代表着儒教，而是代表着官方教育体系中的最高标准和最终目标。而作为一种私有的、非官方传统文化形式，不得上升到同等地位。一如刘向父子编撰《七略》，将六艺和 儿童教育相分离。这使得人们混淆并且忽视了两者的差异性，如钱穆所说：“因此，当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他既能尊重六艺，也未必完全支持或推崇儒术；但由于这些文本多由士人学习和研究，因此后来人们就混淆不明。”这种说法确实具有很高的情感共鸣力，并且非常可信赖。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个时代，对中央集权进行强化是一个迫切需求，而且这个时候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比如仅仅允许五经博士被设立，以此巩固中央集权，并加强皇权。此外，这种说法还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政策如何从“内法”转向“外法”，即从治理国家内部问题转移到外部扩张，从单纯维护秩序转向建立霸业。在这方面，“文革”前后的中国历史比喻得特别贴近——从内部革命到国际竞争，从保护主义到帝国主义。

其次，这种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董仲舒这样的理论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提出的人类宇宙观基于一个假设，即人类生活处在一个大宇宙中，该宇宙受到天道支配。当他提出了他的主要理论——天人感应，他实际上是在提供一种神圣化的人类存在，使人类相信他们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行动都是预定的，都受到天道影响。这对于当时正在寻求稳定和秩序的大量群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概念，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简单却坚定的世界观，他们可以依靠这种世界观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并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给予合理化。

最后，由于是这样一种信仰系统，它们会继续产生大量关于灾异祥瑞、占卜符命以及其他超自然现象的问题。这不仅帮助那些寻求更深层次意义的人找到答案，还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统治者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控制信息流动并塑造公众意见，为自己辟邪挡妖，为自己树敌添患。这一切都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高度政治性的环境里，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都成了工具，用来服务更广泛的政治目的，而不是追求真理或者个人自由。

总结来说，当我们回顾西汉末年的思想文化特征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这段历史背后的复杂性，以及它如何塑造我们的今天。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更多关于那段历史背后隐藏故事的话题，我建议你阅读更多相关资料，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去思考这些概念如何影响现代社会。你会发现，就像一座丰富多彩的地图，每个细节都揭示出一个更加宏伟的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