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晚明社会以其独特的纵欲主义思想而著称。这个时期，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显得不尽如人意。然而，两者都强调个人自由和个性的解放，以及对尘世生活享乐的追求。这一共同点在于它们鼓励人们追求现世生活中的快乐，但这并没有带来理性的发展或科学精神的普及，而是更多地倡导了一种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晚明社会通过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对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追求自身享受及其满足被视为人生目的，这导致了忽略了责任感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最终形成了一种颓废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这与人的社会属性存在冲突，因为人类是社会产品，其价值实现、个性发展和表现最根本的是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由文化产生，他也指出，本能虽然不是消失，也是在退化。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如果禁欲主义是一种异化，那么以纵欲为思想武器的晚明社会则是另一重形式的人性的扭曲，而非张扬。同时，这也表明晚明社会对于自我审视仅限于自我意识觉醒，没有达到主体意识层面上的提升。
任何一种哲学或文化都是当时现实紧密相连，是倡导者的主观思考与把握。现代实证心理学家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物”等命题，他们试图把传统道德规范从外部权威转变为内化的情感，使整个社会转向了内醒，对尘世中人的内心进行关注。
李贽是一个激烈走在前边的人，他远离了传统道德势力，并想改造压制人性的传统道德规范，为人性、人欲争取伦理领域的一席之地。他认为当时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事物，不需要别人口头教导，就会自然而然去做，因此他得出“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的结论。他认为趋利避害乃至自私行为是人的自然本性，是合理不可限制。
综上所述，无论是王守仁如何尝试重建封建道德权威，或李贽如何提出改造压制人的传统道德规范，其核心目标均旨在弥补传统道德缺陷，为个人自由提供一个合理解释。但他们未能真正超越封建伦理框架，只是在其内部寻找新的平衡点。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地质变动般巨大的经济发展、高级商品经济萌芽以及农民起义等事件交织其中的大环境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矛盾——既要保持尊敬旧有制度，又要迎接新时代带来的变化；既要维护自己所属阶层的地位，又要探索更符合时代精神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