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1507年11月9日—1560年4月25日)，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抗倭英雄。

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嘉靖三十九年(1560)，督师抗倭途中不幸染病，于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

人物生平

幼学刻苦

明正德二年十月五日(1507年11月9日)，唐顺之出生在常州青果巷易书堂的一个名门官宦之家，其祖父唐贵是进士出身，任户部给事中，其父唐宝也是进士出身，任河南信阳与湖南永州府知府。

在他的幼年时代，父亲对他管教甚严，写字如不端正就会挨打。如果出去游玩回家晚了，母亲也会时常责骂他。顺之天生禀赋聪明并且极具个性，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顺之酷爱读书，父母除对其严加要求外，并不时为他寻觅当代的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在唐顺之23岁那年(嘉靖八年)，他参加了每三年才在京城举办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

初入仕途

嘉靖八年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当时的权位相当于宰相)，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利提拔唐顺之到翰林院为官。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初入仕途的读书人唐顺之，在官场面前显得十分谨慎，他婉言谢绝了张璁的知遇与栽培，按部就班地去兵部任职。这自然让张璁十分扫兴。

几被贬黜

嘉靖十二年(1533)，唐顺之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与赏识他的主考官张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恰好此时左右私下告诉张璁说“唐顺之一直不愿在你的手下做事，一直要疏远你，你又何必苦留他!”张璁前思后想认定是这么一回事，心中恼怒，心想唐顺之好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准其还乡，并表示永不再让他当官。

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才让他复职，但不久唐顺之却犯了一个错误，竟然与友人一起请求朝见太子。这对皇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还活得好好的，有事可以找皇帝，你一个朝廷官员，没事见太子干什么?于是唐顺之被削籍，回到常州。

唐顺之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于是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潜心治学

唐顺之回乡后开始住在宜兴山中，后来觉得还是不能远离城市的繁嚣，便又迁居到更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之中，真是昼夜讲究忘寝废食。在这些远寓官场的时日里，他还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以及兵家小技。例如他在三十六七岁时曾向一位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在文艺方面也有许多专家学者闻风前来与顺之共同研讨学问，互通有无。那时连明朝的皇帝也是崇尚道教的信徒，也许是当时的社会风尚，顺之和道士们也常有交往。“罢官”相当于开除公职，这对于有气节的唐顺之来说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当时他住在城外陈渡桥附近的一所简陋的茅舍里，晚上则睡在门板上。顺之日常穿着极为简朴，经常是身着穿了有十来年的麻布衣服。江南水乡的交通往往是乘船，他也和一般乡民坐船出入。同船的人们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有些言语上的冲撞、辱骂，甚至在行动上欺侮他，他皆不与人计较，更不显露出自己是知识分子或做过官的身份。他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冬天不生火炉;夏天不搧扇子;出门不坐轿子;床上不铺两层床垫;一年只做一件布衣裳;一个月只能吃一回肉。他要用这种自苦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各种物质的引诱，以求平心静气地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切。

当时，日本正处于割据的“战国”(1467-1573)时代，日本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倭寇”。当时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的相互勾结。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们为了牟取厚利，大规模进行走私，成群结党，分泊各港，后来竟变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的行为。嘉靖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赵文华前往查探。

返廷抗倭

赵文华得到上谕，立即想到了在家闲居读书的唐顺之。他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

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并非是三五成群的贼寇，而是拥有兵力相当于现代军队师团级的武装力量，因此到处攻城略地、打家劫舍。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杀戮之惨状亦如现代日本侵略军种种兽行!无奈的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极为愤慨，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苏州曾经目睹倭寇以刺刀刺杀婴儿作为消遣，唐顺之为此痛心疾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倭寇赶尽杀绝。因此他决定放下书本，为民请命。

唐顺之回到兵部复职后，首先到京师附近的练兵基地蓟镇，制定了整顿这支无力抵抗外侮的军队方案，然后与总督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因为倭寇登上了陆地，民众的家园和生命财产势必都要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当时大部分的将校兵卒都怕海战，甚至见了水就害怕，因此他们常常假借种种客观原因躲藏在内河的港湾内不敢出战，这给海上来的倭寇提供了登陆而来，来了就能任意抢掠满载而去的机会。顺之见到人民遭此苦难，常常皱着眉头慨叹地说，老百姓遭受横祸，等于用刀子剜我的肉，对于死难的父老乡亲，我怎样才能给他们以慰藉呢?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海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生活。他从江苏的江阴驶向蛟门大洋，一昼夜走了六七百里，跟随他前往的人在风浪中或惊骇万状，或呕吐不止，可是顺之本人却意气风发镇定自若，他在海风怒吼惊涛骇浪的隆冬黑夜的海上，把躲藏在港湾内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拿了公家俸禄却贪生怕死、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兢兢业业地认真尽责了。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因为知道明朝军队无力与之抗衡，五六年以来他们可以任意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抢掠，因此干脆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建下了大本营做根据地。

唐顺之率领船队前往倭寇停泊在孤悬大洋中的三片沙，于海上发动进攻，大获全胜，消灭倭寇1200人，击沉其兵船13艘，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当年在海上御寇少有的一次大捷。

其后倭寇又侵犯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驰大破倭寇。三沙遂又告急，唐顺之连忙回来跃马布阵持刀直前，致使倭寇见军容严整再不敢出战。

染病离世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嘉靖三十九年四月丙申(初一)日(1560年4月25日)，于通州海船上病逝，年仅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