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升，字辩卿，生年不详，卒于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东汉代郡(今山西代县)人。他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 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读书， 9岁时就能通晓《论语》、《孝经》。长大后，就专门研究《易经》和《老子》，并以教授生徒为业。范升所研究的《易经》，是西汉宣帝时由梁丘贺这个人传下来的，所以称为《梁丘易》。 范升的青年时期，正处于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宁的时期。其时，青徐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发展蔓延，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但王莽政权还在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大批征发兵力，攻打周边少数民族。另一方面，为了标榜自己的贤明，还在不断笼络文人学士。故此时范升被王莽政权的大司空王邑征用，引为汉曹史，辅佐王邑制定政策。范升很了解全国的局势，曾专门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当时的危险不只来自外族，而主要来自国内，所谓“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他指出，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是田地荒芜，粮价腾跃，吏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他奉劝王莽政权迅速改弦更张，并以十分急切的心情，表示要亲自见到王莽，陈述自己的意见。但利令智昏的王莽政权非但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在危言耸听，遂把他送上巡视地方的车子，将他送到上党，说是让他到那里巡视。其时，刘秀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上党，范升遂留在了起义军中。 因为范升枉当时有一定的学术声望，而且颇懂，所以东汉建立以后设立经学博士时，他与粱恭等人被刘秀立为《易经》博士。他很谦虚，认为自己比粱恭年轻，又不比粱恭经学深明，曾上疏要求更换他人。刘秀因此更看重他，多次下诏引见， “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自西汉以来，一些懦生就以讲经为名，把自然界出现的一些怪异现象与人事的安危祸福联系起来，用经学的条文加以解释论证，后人有称这种懦术为“天人之学”的。这种风气，在齐地尤盛。特别是对于《易经》的讲究，更把它当作占卜未来吉凶安危以及重大变动的卦书来看待。刘秀建立后汉后，不少儒生就大言吹嘘，说这是他们早已予料和推断出的事情。刘秀虽然不信这种胡说，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很推崇这种君权神授的现点，所以，到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更盛行起来。刘秀还企图把一些专门研究“天人之变”的易学以及与此有关的经学抬高到至尊的地位，在中央为之设立博士员位。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正月，尚书令韩歆上疏，请求为《费氏易》、《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刘秀在背后支持，下诏让当时的公卿大夫、博士们讨论。所谓《费氏易》，是指西汉齐人费直所传的易经，是以《易经》来占卜筮问的专门学问；至于《左氏春秋》，即左丘明的《左传》，在当时亦被有人当作占验变动的专学。对于这个建议，范升坚持反对意见，他与韩歆、太中大夫许淑等人展开激烈辩论，至“日中乃罢”。他认为，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在他看来，《左传》是左丘明对于春秋重大事件的解释，违背了孔子褒贬之大义，是不能当作圣经来看待的。至于《费氏易》等类，则更属经学异端，根本乙不可登大雅之堂。这是他公开提出的理由。实际上，他从刘秀巩固统治地位的利益出发，有着更高的考虑。在这场辩论之后，他就专门给刘秀上了一封奏章，说明他反对多立经学博士的真正用心。他认为，刘秀痛疾学术的衰微，用心于学术，务求广见博闻，这种用心是良苫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求广而不求精，势必引起诸家竞起，争取自己的官学地位，会使杂七杂八的东西充斥其间， 长久争论不休。到那时，听从这些非正统学问的议论，就会失道，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议论，那就会失人，将会进退维谷，“恐陛下必有厌听之倦”，难以驾御这种局面。他反复奉劝刘秀，说刘秀“草创天下，纲纪未定，”“奏立《左》、《费》， 非政急务”；要刘秀向汉武帝学习，“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正其本末，方可治理万事。他的劝告，终于使刘秀觉悟，放弃了广立经学博士的打算。 从范升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死啃经书、食古不化的书生，而具有清醒的头脑和相当敏锐的见识。他善于观察分析形势，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这是他能够受到刘秀的重视和礼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汉武帝把儒学抬到独尊的地位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一种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以讲求忠孝仁义为本，以孔夫子的传教为经，在统治阶级中逐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背离了这些经训，那就会使封建统治的秩序发生混乱，思想的统治就会动摇。从西汉后期以来，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十分重视经学的本源和师传，不使异端学说混杂。范升不愧为明智的儒生，他认为，只有讲《诗》、《书》，修礼乐，才是政之急务，而广立博士，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防碍东汉政权的巩固。正是从封建思想统治出发，他针对一些人以司马迁多用《左传》为由，请立《左传》博士的议论，专门举出司马迁违戾五经，背谬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误解《春秋》的例子，对这种议论加以反驳。这也说明他多么注意和用心于东汉政权的思想统一。 范升毕竟是一位儒生，他大概明于辨事，而不熟悉实际。汉明帝永平年间，他曾出任聊城县(今山东聊城县)县令，很快就被免职。不久，死在家中。但在中国儒学发展史和思想史上，他还有一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