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德三年闰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侵夺了南甸、腾冲等处地方。沐晟上奏请求发云南、贵州、四川官军五万人及各处土兵讨伐。同时，他还奏报老挝宣慰司刀线歹及宁远州土官刀吉罕恊助交阯，这些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明宣宗认为，麓川之事需要与西南等高层进行深入计议，以便抚谕。这次事件虽然有必要给予威压，但考虑到数年来征战交阯和讨伐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能迅速恢复，因此决定还是让沐晟立即同云南三司廵按、监察御史再遣人招抚。如果麓川顺服，不必用兵；如果执迷不悛，则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进行勦击。对于老挝和宁远的问题，也不需过分深究。
张志淳在《南园漫录》中指出，征麓川是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他分析了致误之由，并批评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使得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
这次事件导致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而麓川亦大肆扩张，最终促成了英宗征麓川之役。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个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过去错误决策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从这些教训中吸取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