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文明不仅局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孕育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一带。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先生在1930年所著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对未来社会的期待迫使我们不能不对过去社会进行清算，而了解过去的来路也是决定未来的去向。他认为世界文化史关于中国方面记载仍然是一片白纸，而恩格斯《家族私有国家的起源》并没有提到中国社会；因此，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自己填充这段空白。作者还特别强调禹与夏之间存在关系，并推测夏民族与通古斯人种可能有亲缘关系，这一点将通过将来的地底发掘得到证实。
梁思永先生在其文章《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回顾了龙山文化发现过程，并总结了这一时期陶器、蚌器、石器和骨器等特征。他认为龙山文化存在地域差异，可分为三大区域，并从地层角度论证了其年代。良渚一层部分陶器模仿铜器，因此“这个龙山文化层至少是与金属文化接触着的”。
李济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国文明开始》、《中国文明起源和它早期发展》、《青铜时代》中提出，不仅要寻找证据重构过去，还要回答有关中华民族原始及其形成的问题，以及关于中國文化性质及其成长的问题。他认为讨论早期中國歷史應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並認為所有偉大的文明都是於考古學家之手中的結果。
石兴邦先生则探讨了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社会经济形态，他分析了龙山文化系统和齐家文化时期的人口迁移情况以及生产方式变化，从而推测父权制确立为氏族部落间“掠夺性的行为”发生提供基础。
张光直教授在其著作《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继续探索》的篇章里提出了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农人的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发展成为农业人口，以及他们如何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本土化产品。这三个地区最终向高水平发展，最终商代成为当时最强盛国家之一。
最后，由李学勤教授撰写的是一篇名为《重新估价中國古代文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近年来考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为重新评估中國古代 文化奠定基础。他还提出对于傳統觀點，即認為商朝才是真正開始發展過程需要重新評估，並且提出了對於青銅技術、城市規劃與文字系統等方面發展情況進行更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