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到，中国文明不仅限于黄河流域，还在长江流域孕育而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一带。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对未来社会待望逼迫并促使我们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进行深入探讨。这本书被认为是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对于夏禹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并提出了关于夏民族与通古斯人种关系的一些推测。
梁思永在其文章《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回顾了龙山文化发现过程，并总结了这一文化的特征。他指出龙山文化存在着地域差异，可以区分为三个区域，并从地层上论证了龙山文化的年代。
李济在他的著作《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发展》以及《中国青铜时代》中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商文化是一种多方面综合体，其基础深植于甚早的地史前时期，是东亚典型经济基础并且就地发展起来。
石兴邦则探讨了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社会经济形态，他认为父系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资料充实，在农业、畜牧业等领域有所发展，这为后来的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奠定了基础。
张光直撰写关于继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心得体会，他认为随着考古学成果不断积累，我们对于 中国农耕发祥地区及其相关物质生活方式有了更为精确的地理位置认识。他的文章还涉及到了商代社会性质，以及战争如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从前的观点是否需要修正？过去对当时高度估计是否需要纠正？他通过考古发现，如青铜器、城市、文字等证明，从商代之前，就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历史，这改变了一般公认的大致时间表，使得我们可以将整个历史向更远处追溯，以获得更加完整的人类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