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9月23日，我回望那一年农历8月30日的记忆，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
在那个秋天的巴黎，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791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讨论着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接受资产阶级政府商业部长职位的问题。这一事件激起了强烈的情绪和对立观点。我亲眼见证了卢森堡等左派代表们坚定不移地要求对米勒兰进行制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叛卖行为，而饶勒斯、伯恩斯坦、王德威尔得等则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一个机会。
就在我们意见分歧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位名叫考茨基的人物以中立者的身份介入，他将这个问题降低为策略问题而非原则问题。他的观点虽然模棱两可，但最终以29票对9票获得通过，这个“橡皮性”决议成为了后来争论的话题。
此外，我们还决定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以便更好地管理第二国际事务。王德威尔得担任主席，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修正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上风，它侵蚀了国际主义运动，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组织结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识到必须继续前进，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发展成为列宁主义。在接下来的人生旅途中，我更加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线，与那些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们并肩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