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一带均具备了文化发祥的条件。郭沫若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待望与过去社会清算之间关系的观点，并指出世界文化史中的白纸需要由中国人自己填写。
龙山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其特征可以通过陶器、蚌器、石器和骨器等方面来体现。梁思永在其论文中详细介绍了龙山文化的发现过程和特征，并对其年代进行了考证。他认为龙山文化存在着地域差异，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即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
李济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文中提出，讨论早期中国历史应自新石器时始，而不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整中国过去的光辉，而是回答有关中华民族原始及其形成以及有关中国文化性质及其成长的问题。他认为讨论早期的中国历史应自新石器时始，因为所有伟大文明都是基于其他已有的文明基础之上的发展。
李济还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中國青铜時代》三章节分别探讨了商文化与殷墟遗址，以及青铜时代的问题，他认为商王国是当时最强盛国家之一，并且商代社会可划分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安阳商代成为一个行政中心，与各个聚落之间可能还有更高一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
张光直则在他的文章“关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形態”中，对龍山與齊家時期社會經濟生活進行了一個概述，並對當時父系氏族社會進行了解析，他認為龍山與齊家時期父系氏族社會相比仰韶母系氏族社會，在冶铜术等技术方面有顯著提高。此外，他還探討了龍山時期畜牧業繁盛以及生产力提高导致男性经济地位增強並引發私有制萌生的事实。
最后，由李学勤撰写的一篇文章重新评估了古代中文民，这项工作是在建国后30多年的考古工作取得巨大成果之后展开。这场重新评估涉及到对传统观念挑战，从而揭示出新的视角，以此来推动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并评价我们的历史。这包括对已经存在但被忽视或低估的地理环境影响，以及对于不同时间段内不同地区的人类活动模式进行更加精确的地理定位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