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70)初开始的“王安石变法”，作为改革主要措施之一的“农田水利法” 即于当年十一月颁布，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代的有识之士都重视水利的兴修。北宋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为进行改革，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要求： “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兴修水利。 “庆历新政”虽然不久即失败，但兴修水利已成为官府的经常性举措，到至和元年(1054)时已是“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 。然而经常性的春天兴修农田水利，仍只限于北方。 熙宁二年(1070)初开始的“王安石变法”，作为改革主要措施之一的“农田水利法” (称为《农田利害条约》)即于当年十一月颁布，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灭南唐、吴越之后，东南地区成为宋朝的财赋之地。到宋仁宗初年，东南地区水利已因年久失修，频频发生水灾，以致“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明道二年(1033)， “姑苏之水，逾秋未退”。景祐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后，进行疏导， “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江与海”。 “开五河，泄去积水”，到次年“积而未去者犹有二三”，因而请求“增理数道(河)以分其流，使不停壅”，以及开导松江(今吴淞江)的盘龙港加快出水速度，浙西“苏、常、湖、秀，膏腴千里” 的水利初步修复。不久，范仲淹调任京职，浙西水利未能进一步兴修。 熙宁二年(1069)，郏亶“言苏州水利，具书与图”，提出“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又因出土以为堤岸”， “要以三年而苏之田毕治”。熙宁五年郏亶任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但郏亶兴役过大过急，遭到当地官民以及吕惠卿的反对，王安石虽然肯定郏亶的方案，也认为“(郏)亶所为仓 卒，又妄违《条约》”。次年被调任京职，水利工程也停止进行 。 元祐七年(1092 年)毛渐受命赈灾时，大兴水利， “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又开昆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为患”。不到十年，又是“在今尤急，如浙右积水，比连震泽(太湖)，泛溢浸田庐”。政和六年(1116)，赵霖“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已见成绩” 。 宋代农田水利建设，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创建较少，工程质量一般较差。王安石变法，首重农田水利，成绩算是最好的。如自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全国各府、州、县共修造水利田 10793处，溉田3611800 亩 ，这个数字比唐代兴建农田水利的灌溉面积要少得多。唐末五代时，太湖地区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但北宋时已经残破而未能修复。南宋较为注重太湖水利，在疏浚塘浦，建置堰闸，开通入河渠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不能制止围占湖田破坏水利等原因，成绩也没有赶上吴越时期。 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值得提及的有下列几项工程：大观年间(1107—1110)把北宋初被毁坏的泾渠改建为丰利渠，在旧渠之北另行开凿了渠口;引水渠改建为石渠;渠首工程有相当完善的防沙、防洪设备以及横绝溪河的工程设计，水工技术比前代有所进步。北宋比较独特的一项农田水利措施，是为对付辽朝骑兵的侵袭，在河北沿边利用淀泊并挖河渠，曲曲折折形成一条长约 900里，各地宽窄不一的水田交错地带，最宽处达 150里，最窄处 6—7里。因为“利在蓄水，以限[辽]戎马而已”，因而农业生产效果不大。王安石变法时设置“淤田司”，专门从事引浊放淤，则为北宋农田水利的又一独特措施。放淤河流有黄河、汴河、汾河、滹沱河等，地区广及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对肥田和改良盐碱地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全面规划，单纯追求统治阶级的利益，任意决河放水，有时反而造成水害。 北宋时，太湖水利很差，水旱灾害严重。水利专家郏亶父子和单锷曾提出全面治理的规划。郏亶强调治水是为了治田，应以蓄水灌溉为主，泄水、送水不是治理的真正目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支分密布的渠网规划，配合圩田体系和农田沟洫，使涝旱兼顾，两获其利。由于朝廷根本没有治好水利的决心和力量，在权臣、地主的反对下，他们的建议无法实现。不过，他们的著作 却成为宋、元、明代议论太湖水利者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