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史论研究法，如同明末大将范浩民挥剑斩敌一般，锐利而深远。他的《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以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都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的卓越成就。他不仅注重从整体上对中国史进行研究，还广泛采用了移情、心理、心态学的研究方法，将历史环境与历史人物意境结合考察，显得格外突出。
明亡清兴的历史教训，使王夫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时代感与使命感，他也因此将治史的目的定为济世救国、经世致用。在完成《读通鉴论》后，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与方法有一个剖析，“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κ之者也。”(《读通鉴论·叙論四》，中华书局1975年)他认为，只有找到“推本得失之原”，并且明白为什么会“得”，“得”于何处？为什么又“失”，“失”在何方？又怎样去“获得”，还要如何去“救失”？
在《读通鉴論·叙論末》，王夫之总结了自己史論寫作的一個總體概述：“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一是以有論；協而一之一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通，是以有論。”(《讀通鑑錄·叙說四） “道無方，而位物於有方，道無體，以成事 之 有體，”這意味著他按照有一般規律與整合性來進行寫作，也就是要使所討论文题按照自己設定 的 “方” 與 “體” 來 “位物” 與 “成事”。這裡的 “道”， 是 王夫 之 所想表達最高认識，没有任何具体规范，這些地方可能指的是規律與趨勢，或許是某種正確 的認識…… 在 “道”的總體精神规划下，王夫 之 設置自己的 “体” 與 “方”，使歷史上的萬事萬物 成為有一般規矩、一般圓形的一個統一體。
使用「協和」為基礎，用統一協調與整全觀來看待歷史，然后則「引伸」、「尋求」、「廣證」、「協和」，這也是王夫 之 史 論 的 重 要 特 征。這里的「协和」， 是 對 看起來雑亂無章的歷史統一協調從整全上加 以 认识充分体现了王夫 之 史 論 的 整 全 性 系 统 性 与 全 面 性。
因此，在评述历史时，不仅要从单个事件或制度入手，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个历史长河中审视每一个事件，每一种制度，从宏观上把握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无数学者都认为，他的这种整体性研究方法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而他的这种分析能力，以及对于不同时间段内各种文化现象综合分析能力，为后来的学者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