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上下则礼仪乃所错。”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的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即是“道”，而这道德性的扩展便可达到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一致。

孟子更以简练的话概括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尽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 性，则知 天矣”。（《孟子・尝尝），“成”的意思就是人的固有的仁义礼智，与心相连，而极力以心思考善行，便可知自己本质的人类知识及宇宙间一切事物之间关系。“知 其 成”，便可理解宇宙间所有事物皆由善始善终，且各自具有自己的本质。

我们看到，从先秦到宋明，这种思想一直被发展，并逐渐深入。在老子的学说中，我们看到了对宇宙本源——道的一种哲学探索，以及他如何将这种本源同人类生活联系起来。他说：“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老子·第42章）。这是一个关于生命起源和存在意义的问题，同时也是关于人类如何认识世界并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问题。

庄子的哲学进一步推动了这个主题，他认为宇宙间没有边界，只有一片连续无缝的地球。他的名言是：“地球是我身，我身是地球。”（《庄子·齐物论））。

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提出了更加系统化和政治上的应用，将这些思想融入于国家治理中。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政策，以儒家为唯一正确指导思想，以此来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这意味着不仅要整合不同地区人民，而且要整合他们的心灵，让他们都认同一个共同点，即皇帝作为连接人们与神祗之间媒介者的角色。

后来的理学家们，如程颐、程颢，他们提出了一套新的体系，其中核心概念包括良知和理智。这两个概念对于理解个体及其内在价值以及如何通过个人修养来达到个人完美状态至关重要。他们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蕴含一种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情感真实，这个情感真实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它既包含了所有东西，也包含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提出了一种基于良知的心灵哲学。在他的体系里，没有外部世界，没有外部逻辑或规律，只有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情感表达。他写过这样的话：“我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里的良 知。” 这表明，在他看来，无论是一个简单的小草还是一个复杂的地球结构，都共享相同的情感基础——一种精神光辉，这些都是由原初的一个来源产生出来，但又同时被大众所接受。

总结来说，从古代到现代，不断有人试图解答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理解我们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平衡点？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一种真正稳定的秩序？

这些问题不仅局限于古代文官士绅，更影响着现在的人们，他们寻找的是一种更广泛，更包容性的了解，我们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加入某些更高层次的事务。如果答案真的如此，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已经属于某种全面的结构，那么任何小部分都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因为它们都是从这个结构中生成出来。但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信仰系统，看看它是否足够强大去支持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面临未来的挑战。

最终，当一个人能够把握住这种全面的观点时，他们会发现自己不再只是孤立无援的小我，而是一切事象中的关键部分，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都像是引导整个宇宙向前迈进的一步。当你感觉到了这样的联结，你会明白为什么许多伟大的智者都会谈及这种连接，以及它给予人们力量和指南针一样坚定不可动摇的情况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