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的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 天 之道也”，“诚”即是“ 天 道”，人们只要能够扩展 天 道德性的，就会达到 天 道、 人 性、中庸之间的一致。

孟子更以简练的话语概括了 “相知于心而后知于道”的思想： “充其意者知其本然也；知其本然则知我矣。”（《孟子・不悔》） “本然”即人的仁义礼智，植根于 “心”，人们只要极力以思行善，便可知其 “本然” ；知道了自己的 本然，便可知道道德贵好，因此心、本然、道相通融为 一 体。

先秦道家同样主张 “相知于心而后知于道”。老子的学说认为：“生者存焉，用者存焉，不用而存焉，这乃至精，其次微，其次细，其次污，其次腐，此五种变化皆由无始以来恒有的，所以造化百工，以成千器。”（《老子・第六章） 老子的学说提倡顺应自然，不争斗争，以身处宇宙间最适宜位置工作运作来达成平衡。在这里，“非圣时势利俗，无正时法古今，不识时务彳亻未足以全生命。”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的 “相知于心而后 知 于道” 观点，使得这类哲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董仲舒提出了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他提出要通过皇帝来实现这种理想。他特别强调大一统，他认为只有当所有事物都被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内才能够真正实现秩序和稳定。他将王权看作是连接各种不同实体并使它们共同向前推进的一个中心点。

宋明理学使儒家的哲学更加深入思考。在程朱理学中，将超越时间空间精神实质性的 理 论视为宇宙根本原则，它包含着一种普遍真理。这一点被陆王理学所继续推进，他们将 主观良好的内在能力称为宇宙本原，这个能力包括了一切存在的事实以及所有知识。因此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直接接触宇宙最基本面貌的心灵，从中获取知识并指导行动。

最后，我们看到，在宋代王守仁的心学体系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考虑。他构建了一套基于良知作为核心内容的心灵认识体系，其中四个关键点都是关于没有外部世界或外部事实：没有外界事件，没有外界情况，没有外界逻辑，没有外部教诲。他的主要论述集中在如何理解良好的人类意识，以及如何通过这种意识来理解整个世界及其发生的事情。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相同且普遍有效的心灵感受，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感受作为我们的指南，并通过它们去了解其他人的感受，同时也是去了解整个世界及它所遵循的一般规律。此刻，我们发现每一个人——无论身份高低或地域远近——都共享着一种共同的情感基础，即人类意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让这样的认識引导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高效合作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思想被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描述为集大成者的原因，因为他试图解决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哲学问题，试图找到一个既符合传统又符合现代需求的大政方针。当他谈到了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但普遍有效的情感基础，他提供了一种解释人类经验的一种方法，那是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也跨越社会阶层差异，一种综合性的解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