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文化修养远非简单的初中程度所能衡量。尽管他的户口本上标注为“初中”，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大清朝末期，作为最后一位皇帝，他享受了优越的皇家教育，对汉文、满文和英文都有深入学习。他甚至聘请英国学者庄士敦担任英文教师，为他开启了西方文化的大门。通过与庄士敦的交流，溥仪不仅掌握了足以与外国人进行直接对话的英语水平，还在西方艺术品和思想方面展现出浓厚兴趣，如剪辫子、穿西装、尝试西餐等。
此外，溥仪在书写《我的前半生》时，也展示了一定的古玩字画鉴赏能力，这得益于他在宫廷生活中接触过各种珍贵物品。他能够迅速识别真伪，不亚于当时的一些专家。这一切都证明了溥仪超越普通人的文化素养。
除了这些，更值得注意的是溥仪对国家未来发展持有深刻思考。在其著作中，他对清朝制度和社会管理提出批评，并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先进国家并现代化军队和制度。他的日记也记录下与商人交往中的经济思考和实践，这些行为显示出他对于知识、文化以及国家责任感的追求。
虽然历史上的许多评价使人们对溥仪持有复杂情感，但无疑，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及其思想成果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