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顺应自然法则成功很容易

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生养万物却不居功自傲,独立长存,周而复始发挥这种作用。然而,道施加于万物的,并不是心命物,而是让万物自由生长,各自发挥物性,不加干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自然是人、地、天所效法的最高法则,是道的最大属性,是圣人与百姓之间关系的最好体现,是道和德的尊贵地位的原因,具有最根本的含义,可以说,自然是老子哲学的最高原则与核心价值。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然,是指自然界,它既包括人类已知的、也包括人类未知的物质世界,大到广袤的宇宙,小至构成物质的粒子。而老子书中的“自然”,并不是指真实的大自然,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道法自然,并不是说道效法自然,这个自然就是道的特质,道就处在自然而然的状态。准确地表达,道法自然,实际上可理解为道性自然。

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生养万物却不居功自傲,独立长存,周而复始发挥这种作用。然而,道施加于万物的,并不是心命物,而是让万物自由生长,各自发挥物性,不加干涉,即“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天生万物,各有特性,道最大的作为就是让万物各自发挥出自己的特性,这个特性就叫做自然。等同万物,人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自然的方式方法,也需按照自身存在的方式运行生活,统治者应该相仿道施加于万物的自然而然,让百姓自觉自发生存,不要强力驱使人民。对万物来说,大道的特质是自然;而对人间秩序而言,玄德的特质就是无为,老子强调君主要实行无为之治,不言之教。

《老子》第十七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认为上等君主的国家治理是不会强迫百姓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向百姓炫耀自己的恩德,老百姓仅仅知道他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虚位君主存在,而不必理会他。次一等的国君会做一些让老百姓感恩戴德的事情,以德治国,以仁义治民,让老百姓亲近他,称赞他。再次一等的国君,动用刑杀威民,使百姓畏惧他,避之唯恐不及。最糟糕的国君以权术愚弄百姓,以诡诈欺骗百姓,令百姓忍无可忍,对他只有谩骂与轻侮。这种糟糕的国君因为自身诚信不足,所以老百姓当然也不信任它。最上等聪明的统治者悠闲自得,不轻易发号施令,等到大功告成,百姓却不知道这是国君的功劳所致,而是自言道:我们原本就是自然如此的。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自然而然,就是自觉启动内在动力而运行的方式方法。管理大师德鲁克说:“20世纪最大的不是科技产品的日新月异,不是医学,环保议题,而是人类的‘自我管理’。”可以说,自我发展,自我管理是人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经营秘诀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

在企业管理上,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就极力反对高层领导者“在工作细节上耗费大量时间”,而在小事上却“总是忙忙碌碌”。法约尔主张“一个企业,经理应始终设法保持对重大事情的研究、领导和检查的思维自由和必要的行动自由”。这就是说,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必须讲求管理策略,要善于“抓大事”而“舍小事”。企业高层领导应该注重的是战略,而非战术,是如何当好导演,而不是扮演演员的角色,如果整天指挥员工干着干那,那就是越俎代庖,既阻碍了员工的积极性,又让公司失去了长远规划。

美国纽约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在研究工作方面成绩斐然,曾诞生过十几个世界第一的发明。在谈及治所之道时,该所负责人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别人,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这句话成功解释老子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贝尔实验室的成功无疑是老子“道法自然”管理思想的实践运用。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最高的领导境界是无为而无不为。管理者越有为,公司就越没有大作为,因为高层领导有为,把自己装扮成了“超人”,什么都会,什么都干,什么都管,底下的员工就没有历练机会,员工就无能,无能也就只好无所作为了。如果公司每一层管理者都相对无为,除了为员工提供好的工作环境,其他让工作自觉发挥才干,最后公司肯定充满活力,积极性高涨,效率业绩也就成比例增高,公司最后会走向强大。

公司治理如此,国家治理同公司治理是一样的道理。统治者不要干涉百姓生活,要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会活得更好。统治者的作用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处在百姓的视野外从容做势,施一番润物无声的恩德,而不是在百姓生活中走来走去的忙碌做事。如果统治者今天发一个政策,明天颁一个诏令,后天来一个方针,自以为是帮助百姓过好生活,其实是束缚了百姓的手足,给他们带去不利的影响。

《孟子公孙丑》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话说古代宋国有个农民,因忧虑自己田中的禾苗长得太慢,于是干脆帮它一把,到田中将种植的禾苗都往上拔高一截。傍晚时分,他拖着劳累一天的身体回到家中说:我今天累坏了呀,我一天之间就让田中的禾苗都长高了许多。他儿子听了之后,以为父亲有什么神奇之术,带着好奇,就跑到田里想看个究竟,结果,田中的禾苗一颗颗枯萎了。最后,孟子感慨说:“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急于求成,而破坏作物的生长习性,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就是适得其反,这个宋国农民不仅没有帮上禾苗的忙,还帮了倒忙。

在现实中,这种揠苗助长的故事并不少见,单凭主观臆断,违背自然规律,在“道”的面前摔大跟头,碰的头破血流。典型的事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一股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风”。公社随便调用社员、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按劳分配的原则遭到破坏,发生了严重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公社运动期间,上级领导对农民生活的干预过多,了农民的手脚,产生了许多恶劣的影响。例如在生产的指挥方面,上级安排工作不看季节,麦收正忙时,却让农民搞美化环境,到处画画写标语;发展养猪事业,不分气候,大伏天运仔猪,几乎全部病死等等的瞎指挥。人民公社化运动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劳动积极性受伤害,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无权势的农民百姓大量死伤受害,最终酿成全国大饥荒的悲剧。

历史未远,警钟长鸣。高明的领导者道法自然,顺应人的天性,让百姓各尽其能,各守其职,各得其所,而不是用纷繁的规章制度来进行强制性约束规范百姓行为,那样只会适得其反。井水本无波,越是搅动,越是沉渣泛起,浑浊不堪;如果停止搅动,撤走外力干扰,水自然清静。这就是老子的无为之治,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一切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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