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文馆，官署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太宗即位，改名弘文馆。

简介

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置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遇朝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时，得与参议。置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设馆主一人，总领馆务。学生数十名，皆选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师事学士受经史书法。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避太子李弘名，改曰昭文馆。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仍改弘文馆。因学生出身贵族，不专经业，开元以后，令依国子监生例考试，惟帖经减半。明初亦设弘文馆，不久即废。宣德间，复建弘文阁，不久并入文渊阁。

历史渊源

唐代文化繁荣与唐太宗李世民的重文思想有密切关系。在唐朝的开拓阶段，戎马倥偬之际，公元621年，于长安宫城之西设置“文学馆”，招集天下名士，号称“十八学士”，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名流。

李世民和他们“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辞而咏风雅。”(《全唐文》)当李世民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20万卷，设立“弘文馆”，即为国家藏书之所，亦为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唐会要》)两馆相继只有几年，荟萃人才，开拓文化，功不可没。

房、杜同为唐初大臣，他们和魏征一起同为唐太宗的得力助手。房玄龄受诏重撰《晋书》，杜如晦受命订定各种典章制度。陆德明、孔颖达都是唐代著名经学家。

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是研究中国文字、音韵及经籍版本的重要著作，而孔颖达奉命主编的《五经正义》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姚思廉与魏征同撰《陈书》。于志宁、虞世南、褚亮、蔡允恭、萧德言也都有诗作，在《全唐诗》里能找到他们的作品。虞世南有诗《从军行》、《出塞》等29首，褚亮有诗《祈谷乐章》、《临高》等17首。

这些文化人，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智囊团”。有的为制定国策出谋，有的为撰写史书效力，有的写诗撰文为文化发展献才。唐太宗称赞虞世南，“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全唐诗》)褚亮，“博览，工属文。太宗为秦王时，以亮为王府文学。每从征伐，尝预密谋。”(《全唐诗》)

对李世民的影响

李世民和“弘文馆”的这些文人共商朝政，重视文化，自己也努力创作。他的宫廷诗，气势浩大；他的山水诗，韵味悠长；他的咏怀诗，慷慨激昂。他开创的不仅是三百年的唐朝政经大业，还有三百年的唐代灿烂文化。他的《帝京篇》，描写临朝、读书、阅武、听歌、观舞、游猎、宴饮等帝王生活，平凡中抒发广阔胸怀，细碎中反映唐代风骨。他的《还陕述怀》，写浴血征战后抚剑的感慨，其中行军、驻营、出击的描写，构思连贯，一气呵成，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熔为一炉，对仗工整，音韵铿锵，语言凝练，形象生动。

李世民的诗作，气度不凡。推敲辞语，讲究意境，力图畅晓，探求神似。他的诗文妙笔，随处可见。“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帝京篇》)用秦川、函谷的宏伟险要来烘托皇宫居高临下的气势，用心良苦；“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宴中山》)也属惊天动地之笔，气势非凡，令人震撼；“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饮马长城窟行》)这是描绘高山大海的巨幅画面，是何等广阔浩渺，它引起读者无尽的联想和思索，词语很平常，但构成的画面却很壮美。这就是唐诗的意境。不妨这样说，当年的“弘文馆”是唐代文化的熔炉，尽管规模不太大，但在这里集聚和造就了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