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说把华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进入公共道德空间，成为法律之外的无形绳索，使得私人空间再无自由可言。因此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五代至北宋人陶谷撰著的《清异录》就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随着整个社会对男色活动的自觉，政府也开始介入其中，对男风充斥的现象进行打击，陈师道写的《萍洲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显见从事男色活动是公认的非法行为了。

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切掉，再把堵上。不过山高皇帝远，京城法网严密，但其他地区的男色业放纵如旧，以至于周密在《癸辛杂识》感慨地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

相较于宋朝对同性恋者的管制，与之对峙的北方政权则相对宽纵，在某些时期，妃嫔与侍女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甚至是公开的。比如《金史·海陵纪》载：“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宫中有一位厨娘三娘看不惯阿里虎的作风，向海陵帝告密。不料海陵帝自身就是一荒淫之主，哈哈一笑不以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