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唐朝的一大隐患。开国皇帝李渊不幸被太宗李世民架空，最终被迫退位，从此军队成为真正掌控者。唐太宗为了维持统治，亲自带兵出征，无人能夺其兵权，这一做法无疑削弱了皇权。
然而，如果没有武则天与李治共同执政时期的情形，军队很可能成为了对抗中央政府的一个严峻挑战。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军政界培养了一批忠诚的手下，这些人并非关陇集团成员，因此不会因家族背景而产生分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事件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睿宗即位后，即迅速封太上皇，使得李隆基正式成为帝国新主人。这实际上标志着军事力量取代了政治力量为中心的地位，而这一变化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常态。
安禄山虽然未能实现完全取代李家，但他已经接近目标。他几乎成功建立起新的帝国秩序，只是由于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努力才被挫败。但藩镇割据时代随之而来，其破坏力足以导致整个王朝的灭亡，如朱温所引发的大动荡便是如此。
尽管唐肃宗最终消灭叛乱，但节度使们的心思已然改变，他们开始模仿安禄山发展自己势力。在河朔地区尤其显著，其中一些节度使利用自身控制士兵，以名义上的忠诚掩盖实际上的背叛，将挑战集中于规模更大的局面或国家内部冲突时机。
至此，皇权仅剩符号意义，而地方节度使们日益强大，其影响力超越中央控制范围。这一过程直到黄巢起义，让各方节度使重新燃起争夺中央控制权的希望，最终导致唐朝失去了对全国所有部署管辖区（节度）将领以及他们手下的士兵及其财富及资源（包括税收）的全面控制能力，使得地方势力进一步脱离中央政府，对抗中央政策和行政机构变得更加明显。而宋朝则通过杯酒释兵权来压制将领，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不同于持续不断地在与本身境内有力的敌手斗争中的早期统治者们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枪杆子里的人才是真正掌握政治命运的人，而不是那些似乎无能为力的“老实”君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直接掌握武器和士气的人物往往会成为决定历史走向者的关键人物。此外，由于这些制度化的地方势力加剧了地方对中央政府决策影响力的抵触，并且因为这些地方领导人拥有独立性的经济基础，他们对于保持自己的特定利益结构感到有必要，而且他们可以通过支持或反对某个强大的领导者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局面最终促成了当时许多地区由个人或小团体霸占土地、管理人口和组织社会生活，以及参与贸易活动，并允许它们根据需要进行扩张或防御行动，也就是通常称作“藩镇割据”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