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抗旨北伐：收复失地的雄心与现实考量
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深邃探索中，两宋时期关于防范武将的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南宋初年虽有下放部分权力，但仍不至于使武将过度膨胀其势力。例如，钱粮方面，除了川陕地区自行解决外，其余三大宣抚司的粮草供应由转运司负责调配，而中书门下省则对此进行监督使用。此外，绍兴七年的“营田”制度允许各宣抚司军队种地，以解决部分军饷问题。
兵力的分配同样重要，一般情况下，在出征时临时指定“帅臣”领兵。而南宋初年，每个宣抚司都有一定的军队，其中包括朝廷调配给宣抚司“分隶”的部队，如岳家军中的牛皋、董先、王俊等。
经过多年的战乱和刘豫的掠夺，河南一带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重负。因此，当朝廷发布抗旨北伐令时，将会中断对这些地方的粮草供应，对岳飞部将陷入绝境。在这个时候，即便是以赏罚严明著称的岳家军是否能继续听命，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当班师诏书连续下来时，大多数将领选择回师，这也是基于他们了解到继续北伐即便有勇猛作战也难以成功的情报。当李若虚向岳飞传达了宋高宗面授机宜，并要求撤回兵马之际，尽管风险极大，但李若虚依然支持了这一决定。这表明了这次北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主动行动，而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场虚张声势。
然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岳家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他们几乎已经可以攻克金国指挥中心开封城。但就在胜利边缘，上述原因导致了这次北伐最终被迫停止。尽管如此，此次战争对于金国造成了沉重打击，并且在颍昌之战后，使得金兵首次丧失骑兵优势，这无疑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决战。
总结来说，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即使没有撤退命令，这样的条件下去灭亡全盛期金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反映出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需要放在更广阔的人文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