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单一来源的依赖是不够的。对于蒙古帝国这一庞大的历史事件来说，更是如此。它不仅涉及了广泛地域和多元民族，还牵涉到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和遗迹发掘。这就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这段历史，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不同的视角以更全面的方式去重构这段史实。
首先，让我们谈谈文档记录。在这个层面上，最著名的无疑是《集史》、《色目诸部传》等由阿拉丁·马赫穆德编写的一系列资料，它们详细记载了蒙古帝国及其领导人的军事活动、外交政策以及对内对外的管理措施。但是，这些资料并非全凭可信。它们往往带有明显的偏见，如为自己的统治集团美化或批评其他群体，或者反映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观念差异。
此外，由于这些文献主要来源于中亚地区，因此对于中国本土的情况了解不足。而且，由于时间远离，当代考古发现可以作为补充，以校正和完善这些文档提供的情报。此类考察包括遗址挖掘、物资分析、碑刻翻译等，它们能直接提供关于生活状态、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信息，而不受后世笔记者的主观影响。
然而，在进行这样的跨时代比较时，也存在一些挑战。一方面，现有的考古数据可能无法直接解释所有复杂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最精确的地理标志也难免会受到时间变迁所致的地质变化影响。因此，对比分析需谨慎行事，不可盲目相信某一侧或另一侧所提供的情报。
再者，从宏观角度看，虽然《集史》等文献能够提供大量具体数据，但它们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为它们更多地集中在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间的事务上，并未涵盖底层社会的人口流动情况及日常生活状况。而通过考古手段，可以揭示更多关于普通民众生活习惯以及他们与官方机构之间交流互动模式，这些都是文字材料难以触及到的领域。
综上所述，在研究蒙古帝国征服欧亚大陆过程中，我们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类型的手段——既要借助丰富而多样化的人类文学作品，又要吸收来自地表上的物质遗存。这两种资源各有其优势，相辅相成，使得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而准确。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一次新的发掘都是一次探险，一次向过去走近，是一种接触真实感受和重新思考人类历史发展之路的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