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食起自原始时代，商代以后很长时期仍沿习，还产生了一些相关的礼节。《礼记·曲礼上》云：“共饭不泽手。”郑注：“为汗手不洁也。”孔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 夏商时代人们主要的进食方式是抓食。陕西绥德出土一件铜锁，上有飨字，象二人膝隐地，跪而对食，一人正伸手抓取盘中食，就是抓食吃法的示意。 抓食起自原始时代，商代以后很长时期仍沿习，还产生了一些相关的礼节。《礼记·曲礼上》云：“共饭不泽手。”郑注：“为汗手不洁也。”孔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与人共饭，手宜洁净。”古人注意到抓食时手应干净，故饭前盥洗手的卫生细礼也就产生。《礼记·丧大记》云：“食粥于盛不盥，食于篹者盥。”孔疏：“食粥于盛不盥者，以其粥不用手，故不盥;食于者盥者，谓竹筥饭盛于篹，以手就篹取饭，故盥也。”喝粥不洗手而抓饭洗手，也仍是出于卫生的变宜考虑。甲骨文有“贞勿……盥，侑于河”(《乙》8077)，“贞翌庚辰小子有濯”(《合集》3266)，盥字作皿中洗手形，濯谓涤濯，可知商代已有洁手之礼。另外商代部分人还有食后用细签剔牙洁齿的习惯，人牙鉴定有其证。 不过，与抓食吃法并行的，是夏商人采用餐具将食物或饮料直送口中的进食方式，也在逐渐推而广之，有关餐具主要为匕、柶、勺、斗、瓒、刀、削、叉、箸等，且分别述之。 1.匕、柶。是餐匙一类进食具，前端有浅凹槽和薄刃，有扁条形和曲体形等，质料有骨制、角制、木制等，后又出现铜、玉制者。《说文》云：“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匕、柶互训，似一物而异名。然《礼记·丧大记》“角柶”，唐孔颖达疏云：“柶，以角为之，长六寸，两头曲屈，”似匕之曲体者称作柶。柶在实用时可能也略有别于匕。《仪礼·聘礼》云：“宰夫实觯以醴，加柶于觯。”《周礼·天官·浆人》云：“清醴医酏糟而奉之，”郑注：“饮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大概柶主要用于饮酒场合，用来抉取酒糟，为便于从容酒器中抉取，故制成曲体形。 匕的实用场合则广得多。《易·震卦》“不丧匕鬯”，注云： “匕，所以载鼎实。”《仪礼·士昏礼》“匕俎从设”，郑注：“匕所以别出牲体也，俎所以载也。”可知匕可以把肉类食物从容器中擗取出。又用于批取饭食，《仪礼·少牢馈食礼》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廪人摡甑甗匕与敦于廪爨”，贾疏：“匕，所以匕黍稷者也”。殷墟出土《戍嗣子鼎》铭，有鼎的异体字意为鼎中有实，煮而以匕取之。鼎下之燃木移入鼎中，实乃文字讹变使然。可见匕主要是为批取饭食或擗取肉食或捞取羹食的进食餐具。 匕、柶之用，始于新石器时代。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墓葬出有距今4500年的玉匕，与陶鼎、壶、罐等同出。山东王因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骨匕，常常是放在陶鼎中的，匕为餐具可以确知。晋南陶寺龙山晚期墓葬中，亦发现骨匕与木豆、陶斝之类的食器放在一起，匕体扁平光滑，前端磨出钝刃，柄梢对钻一孔，长20厘米以上，宽2.2～3.4厘米。偃师二里头遗址和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均出有夏代骨匕，扁长条形，磨制很精。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有不少条形骨匕和曲体骨柶，长10～19厘米不一，其中一期1件，二期6件，三期12件，四期39件，呈猛增趋势，说明匕、柶助食渐已风行。有商一代，这种进食法更有所推广，各地商代遗址几乎都有骨、角制的匕、柶发现。1935年安阳西北冈王陵区1567号假大墓还出土过数量高达700余件的骨柶丛，大概是当时王室贵族聚饮用的餐具。 商代中期以降，贵族好以铜、玉制匕、柶进食，匕部有贝形、尖叶形、平刃凹槽形、弧刃凹槽形、箕形等等，造型纹饰风格多样多姿，制作达到一时代的高度。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出有一种长25.5厘米的羊首柄铜匕，两侧安有圆钮套环。这类造型的铜匕以陕北晋西黄流两岸一带发现最多，工艺最精。如陕北延川马家河一座商代中晚期墓葬，随葬鼎、斝、觚、爵、瓿等铜器11件，其中有一件铜匕，平刃凹槽，通长27、槽宽5.9、柄宽3.5厘米，也是羊首柄端，在柄面上前后铸有跪坐人和立虎，柄背为乳钉纹，极别致。当地还常出一种蛇首有阑柄端的铜匕，长25～36厘米上下，蛇首可转动，柄或缕空。在陕北绥德墕头村、清涧寺墕，以及晋西石楼地区后蓝家沟、义牒、褚家峪等地均有发现。用动物为造型，间接反映了当地部落方国的狩猎畜牧经济生活，其文化也曾影响中原地区，大概台西的羊首柄铜匕就是这种文化传播的产物。 不过，中原地区也有固自的匕、柶风格。山东平阴朱家桥遗址发现一种骨制“漏柶”，前端匕部弧刃，上面钻了约25个漏孔。30年代安阳王陵区殷墓也曾出过一件曲尺形铜“漏匕”，原安有长木柄，已不存，勺面有数条漏空。(图24)其性质类似今之漏勺，捞取羹食时能滤去汤水。《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郑注：“龙，龙头也;疏，通刻其头。”此说可疑。疏有通义、洞义。《说文》：“疏，通也。”桂馥《义证》云：“《大戴记》作‘通越’，《荀子》注引《史记》作‘洞越’，今《史记》亦作‘通越’。”“殷以疏勺”，应指勺部带漏洞而能滤去汤水的勺，此固由考古发现的殷代“漏柶”、“漏匕”而悟解其迷。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匕、柶，基本上集中体现了殷人的制作风格。有一件白玉簋内，出土时里面放着铜匕一、骨匕(原释勺)二;铜匕长10厘米，匕部为贝形，细长柄;骨匕长近15厘米，匕部为尖叶匙形，制作甚精。另又有玉匕二，一件长14.7厘米，匕部平弧刃，凹槽，柄端钻一小孔，可系穿，通体纹饰华美，由蝉纹、夔纹、饕餮纹、目雷纹、三角纹巧妙搭配合成;另一件长18.8厘米，匕部宽薄而略外凸，通体抛光;显示了极高的玉作工艺水平。还出骨匕、骨柶16件，通长9～13厘米上下。其中一件骨匕，束腰而两端外突，平刃弧槽，柄首钻三小孔，柄身纹饰类似玉匕，形制风格却相异。一件骨柶，状如簸箕，腰部刻一半环，侧形颇如上引甲金文字所从之匕字。大概匕、柶在实际使用中，初无定分，饮酒场合可用，批取肉食、饭食、菜肴时也可用，柶专用于饮酒场合，实乃后制。 2.勺、斗、瓒。三者功用，主要是用来挹酒舀汤的餐具。斗或作枓、钭，从木从金，乃示意质料为木制、铜制。《说文》云：“勺，枓也，所以挹取也。”又云：“枓，勺也。”勺、枓互训，两物应有所同，即两者都有柄联接前端小杯。《玉篇》云：“勺，饮器也。”又云：“枓，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勺、枓都见于饮酒场合，区别在柄形，勺为直柄，可挹可饮;枓为曲柄，除用于斟酌外，又用来挹水，《礼记·丧大记》有云：“浴水用盆，使水用枓。” 唯勺柄如用玉制者，则专称瓒。《诗·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毛传：“玉瓒，圭瓒也。”郑笺：“黄流，秬鬯也;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有学者认为，瓒原是一种玉柄铜头的勺子。陕西长安县大原村发现的晚商《乙卯尊》铭有“黄瓒”一名。又有学者细加辨析，认为瓒形以玉为柄，黄金为勺，用以挹取鬯酒，其以圭为柄的称圭瓒，以璋为柄的称璋瓒，黄瓒是因瓒是黄金勺，故以色称。在商代，瓒是王祼酢宾客的用器。此说大体可信，但瓒是否以黄金为勺，仍可商，甲骨文中称铜块为“黄吕”，春秋时金文中犹见其称，证以考古出土实物，似铜为勺头说更适切些。另外又有仿玉之陶瓒柄者。 中原地区早在7000年前已有勺，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早期一批墓葬，曾出7件陶勺，分别放在深腹陶罐的饮食器内，长度14～24厘米不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座大型墓葬，年代约当夏代早期，墓内一件彩绘圈足大木盘里，放着一件彩绘木勺，柄长近一米，前联小杯高10、口径9.8、深8厘米。可知勺在早期主要用于挹粥舀羹，其小型者又兼为进食餐具，其柄长1米的勺，显然是不适合作饮器的。 商代后期，铜勺、铜斗在贵族生活中大为流行，尤以用于饮酒场合为多。前者为酒器，后者可挹而饮之。商代贵族墓葬，除通常随葬以酒器为主体的青铜容器外，又每出铜勺、铜斗。如1931年传出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的，有铜勺一，与觚三、爵一、角二、鼎二、觯二等同出。 1957年山东长清兴复河一座出五爵三觚二卣三觯二鼎的墓葬，同出铜斗一件。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发现一墓，出有龙头觥、觚、爵、斝、卣、斗等。殷墟西区M907，除随葬觚、爵、斝、卣、觯、鼎、簋等酒食器外，还出大小铜斗3件，等等。 晋西陕北一带发现的商代勺、斗，与上述匕、柶情况一样，也是好以动物为造型，如晋西石楼地区曾出两件铜勺，柄部蛇首带环，通长分别为9、11厘米。陕北清涧解家沟曾发现一批商代铜器，有鼎、觚、盘、甗、簋、壶、勺等，勺通长27厘米，柄尾作曲角羊头形，柄面前后各铸立犬、立虎一只，柄前接一半球形小杯，构思奇特，与上述延川出土铜匕，同属一格，而为殷墟所不见。 殷墟出土勺、斗，其杯主要有筒形和方形两式，大都为圈底，平底不多，柄把头有尖尾形、锁形、平头形、宽尾形等等，柄中部或有兽头饰，有的通体或局部怖有纹饰，大小均具。如60年代于后冈M1墓内发现一件铜斗，通长18.4厘米，筒杯口径2.6、底径2.2厘米，柄作三弧曲上翘，柄尾特宽，柄面腰部铸一兽头。此为小斗。殷墟妇好墓所见8勺(原释斗)，则大了许多，通长在55～66厘米之间，杯径有6厘米上下，杯高有的在8厘米以上，扁平长柄，纹饰也颇华美，重量有2公斤左右。如果说小勺、小斗可挹而饮之，则这种长半米以上，又很沉重的大勺，恐怕主要是用来挹酒舀汤，并不适宜直接用作进食餐具。 3.刀、削。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铜刀、铜削、石刀、玉刀、蚌刀等等甚多，其中有的可能曾作餐刀之用。198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区发掘的M2墓中，随葬品有铜爵、陶盉、陶爵、陶盆、漆盒等一批饮食器，同出两把单面刃铜刀，短柄的一把长18.4厘米，有环首柄的一把长26.2厘米，尖部上挑，大概曾作切割肉食的餐刀。解放前安阳殷墟小屯发掘的186号墓，出铜刀多件，其中一件置于一张木姐上，可见是作厨刀用的。甲骨文中有反映食物刀工解剖切割的史实，详后文“夏商烹饪礼俗”节，不另述。 4.叉。餐叉又别名毕，《仪礼·特牲馈食礼》云：“宗人执毕先入”，郑注：“毕形如叉。”叉之用，始见于新石器晚期，以甘肃武威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餐叉为最早，骨质，扁平形，三齿。据有人初步统计，考古发现的餐叉已有64件之多，大部分为骨制，汉代以后又有铜制、铁制者，河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等地区均有发现，以河南洛阳中州路一座战国早期墓所出51把为最多，一般长度在12厘米以上，20厘米以下，有双齿或三齿之分，齿长四、五厘米;汉画像石描绘的有关“进食图”，也每见餐叉之用;元代以后餐叉渐不行。夏代餐叉尚未发现，商代有之。郑州商城曾出骨叉一把，扁平形，三齿，齿长2.5、通长8.7、宽1，7厘米，齿柄间无明显分界，同出还有一件骨匕，可见是作餐具使用的。但餐叉之用，在商代远不及匕、柶、勺、斗流行，最盛还是在战国时代。 5.箸。即筷子。中国人善使筷子，由来已久，但筷子的今称，乃始于宋代，在此之前，文献中有箸、櫡、挟提、筯等称，而箸的称法最为悠久普遍。箸有竹、木、骨、象牙、铜、银制者等等，金属制品一般比较后起。 30年代殷墟西北冈殷墓发现过铜著三双，梁思永先生曾据同出器物推测说：“以盂三、壶三，铲三，箸三双之配合，似为三俎颇复杂之食具。”陈梦家先生则认为，“这俎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盂壶，一种是‘匕’‘铲’，‘箸’皆原有长形木柄。后者似为烹调的用具，其中《出品目录》称为‘漏勺’的‘匕’，则为自鼎取肉之具。”准此，这种安有长形木柄的箸，视为烹调的厨具比较合适，属于大箸，类似今日厨师在大锅下面条所用的拌挑大筷，尚不是直接用来进食的小筷。目前所知最早的小筷，出自安徽贵池徽家冲，为铜制，一双，长20.3厘米，属于春秋晚期。湖北随县战国前期偏晚的曾侯乙墓，在随葬的一长方形黑漆食具箱内，放有耳杯16个，木勺2把，竹两双;其用竹片弯成，一端相连，可能是箸的变形。但不管怎么说，商代既有大著，小箸理应有之，犹勺、斗有大小之分，大者用于挹酒舀汤，小者用为餐具，箸当亦如之。文献有殷人用箸进食之说，《韩非子·喻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淮南子·说山训》均谓：“纣为象箸。”《论衡·龙虚篇》云：“传曰：纣作象箸。”《新书·连语》云：“纣损天下，自箸而始。”如商末纣王用贵重象牙箸进食属实，则应本之于一定的饮食方式，才能出现这种低级向高级、量变到质变的箸质之升华，箸的始起年代可能还要早些。 我国先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餐具进食的方式，相继有各种匕、柶、勺、斗、瓒、刀、削、叉(毕)、箸等等的餐具、厨具之作，但用手抓食的古习却长时期内沿袭不衰。由此推之，饭食或其他干食，古人通常用手抓而食之;刀、削用来割碎肉块而食之，《史记·樊哈列传》记“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是其晚例。 大凡这些食具，质地有异固不待言，形制也有大小之别，实际功用自有不同。如叉(即毕)，考古发现的小叉是用来叉取肉食送入口腔的餐具，但《礼记·杂记》有云：“毕用桑，长三尺”，孔疏：“主人举肉之时，则以毕助主人举肉”，如此大毕，叉得起全牲，是用于盛大礼仪饮食场合的礼具，就算不上是餐具了。礼书中还有挑匕、牲匕、饭匕的名物，据说前两者是大匕，专用于礼仪宴飨中的载鼎实、别出牲体，饭匕是小匕，直接用于进食。这正有助于对夏商之际大小匕、柶、勺、斗以及大著等的实际功用的理解。 古人使用餐具进食，大概很早就习惯于使右手。《管子·职》云：“右执挟、匕。”《礼记·内则》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陶寺龙山晚期M3015大型墓葬，食器餐具的放置位置，中间是一组陶灶、陶斝、陶罐，斝内有猪头，右侧放木豆、木盘和一件木勺，左侧放木俎。从木勺的放置位置看，墓主人是惯使右手的。此墓左俎右豆，也是颇具后世进食礼的雏型的。另外，从甲骨文看，商代体都是先言右，后言左，有“尚右”的观念，可能惯使右手的进食行为，也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