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说他大兴一事，其规模之宏伟，时间之漫长，神经质程度之极端，都远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坛搅得乌烟瘴气，自己也落得个神经过敏的症状。有史以来，以清朝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两个“最”字搁到一朝，可想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之危险。如同冀州秀才安能敬，他写下了一首“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从诗作水平来看，此秀才可能刚刚出道，但他的心中所思和笔尖所绘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份错位的距离仿佛是一个鸿沟，将他累得满头大汗，而这仅仅是一首四句小诗，本意是表达对皇帝的忠诚，却不慎被误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患无人辅佐。安能敬被捕入狱，被提上法堂，他红着脸坦白：“我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乾隆数十年屡兴大狱，其中涉及了许多缺德行为，因此到了晚年，对于“老”、“死”等字眼变得格外忌讳。
比如在乾隆四十四年，一名直隶的贤士智天豹，他花费数十年精力修编了一本万年历，为讨好皇帝特地托人献给了乾隆。不料，当乾隆看到这本历书后，他发现它只编到了自己的五十七岁，这让他越品越觉得这个小子是在暗示他的早亡？智天豹因巴结皇帝而遭致诛杀，其冤情至深。他可能直到临终那刻方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真谛：那些假惺惺地拍马屁的人，在身边可真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