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9月23日，我回忆起那天，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在激烈的讨论中拉开了帷幕。那时正值农历八月三十，气候温和，适合人群聚集。据记载，当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791位代表齐聚一堂，他们带着对于社会变革的渴望，以及对未来方向的不同看法。
这次大会特别重要，因为它围绕了一件让无产阶级同志们深感不安的事情——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邀请，出任商业部长。这引发了强烈的情绪和尖锐的批评。德国社会党人的卢森堡等左派坚定地主张制裁米勒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党必须以反对派存在，只有在废墟上才能成为执政者。”而饶勒斯、伯恩斯坦、王德威尔得等则视之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一个开始。
就在双方势力展开激战的时候，一位名叫考茨基的人物出现，他以一种模棱两可的话语缓解了紧张情绪，将这个问题转化为具体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上的冲突。最终，以29票支持、9票反对（包括弃权票），大会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被称作“橡皮性”决议，它似乎轻描淡写了一切争议。
此外，还有一项决定颁布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为第二国际提供一个常设机构，比利时社会党头目王德威尔得担任该局主席。一旦这一机构建立，它就开始逐步改变第二国际向修正主义倾斜的一面，从而进入了一段新的历史阶段。在巴黎会议结束于27日后，不久之后，这股修正主义便如潮水般涌现，对抗国际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威胁。我想象，如果列宁当时就站在那里，他会如何用他的理论来指挥这场斗争，并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更高层次——列宁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