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人的只要能扩展这份德性的，就会达到德性的普遍适用，从而实现了个体、小组、大众乃至整个宇宙间的一致。

孟子更以简练的话语概括了“心于己，不见于他”的思想：“知我者，其意也知彼亦然。”（《孟子・畜牛），“心”的本质就是仁义礼智，它植根于内心深处，只要我们极力以善良的心去思考行事，便可认识到自己的本质；认识到了自己的本质，便可理解宇宙间一切存在的事理。

先秦道家的哲学同样倡导着一种基于自然界规律来解释世界秩序的心态——即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一个基本法则，这种法则又被称为"道"或"自然"。老子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这种法则如何通过宇宙中的各种事件来表现出来，他说：“道生了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他还指出：“有人当如此，将顺应大自然，使自己成为跟随大自然走向平衡状态的一个部分。”

庄子的哲学思想更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相互联系之间不分离的地位。他写道：“我将自我的存在看作同等重要，与所有其他生命形式及环境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西汉武帝时期，由于国家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并实行朝政改革，加强儒家思想作为国教，以便确保社会稳定，因此董仲舒发展并推广了先秦时期关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一些理论。在他的理论中，他提出了一种名为"感应说"或"通灵说"的人类精神活动能够影响甚至改变外部世界的情况，并且声称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类。这一点使得人类实际上成了参与宇宙运转的一个主要部分。

董仲舒试图把儒家学说的中心内容进行系统化，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定出严格规范。他坚持认为皇帝应该依据某种超越世俗规律的大公正义原则来治理国家，这个原则来自最高神灵，即太初元气，也就是宇宙最初创造力的来源。这意味着皇帝必须按照这个高级次元中的真理来决定政策决策，以确保他们符合高级次元法律体系。

宋明理学进一步深化了这些概念，他们将儒家思想系统化，并结合佛教和道教元素形成新的哲学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不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面，而是在更加深刻层面上探讨这些问题，他们尝试通过个人内省找到一种更接近真理、高度抽象且超越具体经验的事实结构。

程朱理学提出了一个关于真实存在但无法直接察觉到的精神领域的问题，这个领域包含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发生过。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既不存在也不真正存在，但它们仍然具有某种形状，因为它们代表着潜在可能性。陆王式的心路历程较为复杂，它们假设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潜意识能力，可以预见未来的事件，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当前的情况。如果人们能够了解并利用这种潜意识能力，那么他们就能够看到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并避免那些可能导致失败或者痛苦的事情出现。此外，他们还相信，每个人都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只要人们愿意去发现它，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

王守仁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类主义者，他倡导一种全新的信仰方法，他认为人们应该专注于发现自己内心最深处那份永恒不变的情感，即良知，而不是寻求外部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任何东西。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具备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以及促进社会整体福祉的手段，因为良知代表的是最佳行动标准，同时也是最高目标追求标准。

王守仁将他的想法应用到教育领域，其中核心内容包括批判旧有的知识框架，以及鼓励学生发掘内在良知指导下的学习方法。他希望学生能够从内部寻找答案，从而激发他们对知识学习过程中的热情，同时帮助他们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及解决问题技巧。此外，他还支持建立新型学校制度，其中教育目的不仅局限于传授专业技能，还要关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使他们具备解决现实挑战所需的一切素质。而对于教师来说，关键是在教学过程中保持开放态度，让学生自由探索，用自己的直觉判断事情，看待问题，对待生活方式选择等等，都应当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决定，最终达到自我认同和满足感的地方。不断进行这样的探索过程，就是不断接近那个永恒正确、一致完美不可动摇的小小核心——良知。当我们达到了那里，我们就会发现真正属于我们的位置，在其中，我们才能完全展开，为社会带来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