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选拔或委任官吏以“尚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察举选官制度。察举是一种自下而上选拔官员的办法。主要是根据人的“德行”，通过举荐和策问．在经过一定的考试后。授以相应官职。通过察举制度，两汉选出了很多贤良之才，对巩固两汉统治、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察举制之利

其一，在察举制下，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选士任官的唯一依据。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从而登上仕途。许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得到重用，而这在世卿世禄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到两汉时，有了高爵低爵之分，一般人不可能获得高爵，换言之，家庭出身此时使得爵位越来越无实际意义，百姓对是否拥有爵位也毫不挂心了。

其二，察举制有利于招徕各类人才。察举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而且又让熟悉地方情况的州郡长官亲任察举官，这就能把各类人才作为察举对象，选士任官，这无疑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而军功制不利于按才能来选拔官吏。在军功制下，授爵仅以其军功为依据，如此便剥夺了许多非身强体壮的士人之权利。

其三，察举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这与军功制相比更加明显。在察举制下，察举权虽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权最终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而在军功制下，极易出现地方诸侯“功高盖主”的现象，对皇权造成威胁。西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几乎全是军功制的受益者，结果造成地方王国势力强大，中央无法驾驭。地方王国问题遂成为西汉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这很能说明军功制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

其四，察举制在其实行之初一般能保证被察举者的“质量”。被察举者有一年任期，只有胜任者才能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荐者也会因此受罚，这使得察举人不敢随便乱推荐士人。还用策问形式直接考察士人，其益处自不待言。

东汉顺帝采纳左雄建议，用贤才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一考儒家经典，二考文书、表奏。“诸生通章问，文吏考笔，得考选。”公府初试后，还要在端门（御史台）复试，如此严格把关选拔贤才，“南郭先生”们是很难蒙混过关的。

综上所述，察举制相对于世卿世禄制、军功制是一大进步，两汉统治能长达400年之久，与察举制的有效推行有很大关系。

察举制之弊

正如凡事有利有弊一样，察举制虽有上述多种优点，但也有其严重弊端。

其一，在察举制下，虽然察举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之众，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终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两汉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而且有许多小人利用察举机会，或贿赂或靠关系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被察举对象。

还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

其二，对士人道德品质的考察是察举制的前提，但这不易作好，因为很难对人的道德品质作出中肯的评价。人的道德品质须通过对他言行的长期考察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而且这种言行还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后发生蜕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后汉书·许荆传》中那个挖空心思、沽名钓誉的许武；王莽篡汉前，谦恭至孝，有很大的声誉和威望，后来却成为篡汉的历史罪人，正所谓“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伪谁复知？”。

其三，察举制广泛推行，地方乡闾因之有了评议之风，“清议”名士好品评臧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这种恶劣风气还遗留给了后世，在魏晋时尤为明显。“清议”名士中有许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者，清议成了这些伪君子攫取名利、捞取好处的资本。

其四，察举制在其后期，弊端日益严重。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