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国际上生物脱氮研究领域120余年无法逾越的难题，让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应用于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的污水治理工程。正是微生物催生了奇妙的反应，中华民族的祖先酿造了美酒琼浆，古埃及人做出了美味的面包。而我，则从中破解了水污染的治理密码。9月3日，在2019年度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从贵州省委孙志刚手中接过了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从台下走上颁奖台，只有几米之遥，但我的科研之路，却整整走了20多年。我就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
“跨界”科研让我灵光一闪。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提及创新人才培养时，他回忆起自己年少时既学理科又学绘画和音乐的情况，他认为艺术上的修养对他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这开拓了我的科学创新思维。这就是“跨界”的妙处，对此我深有体会。在本科到博士后期间，我横跨化工机械、工程力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专业，从而成为我国发酵工程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
之后，我将研究方向锁定在环境工程上。1996年，我到香港大学从事环境生物技术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在导师方汉平教授指导下，从未涉足过环境专业的人类，从环境污染与治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学习起，一边看教材，一边做实验，不久就入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注意到了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日益严峻环境问题时，就意识到了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50%左右，而传统工艺同步脱氮除磷效率偏低的问题。当时，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时候，“跨学科”研究让我灵感迸发。我坚信，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到环境工程上，一定能找到一个突破口。
通过脱氮微生物，我率先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里看到神奇效果，并且发现了一种新的硝反硝反应。但当时找不到相关参考文献，因此未能及时发表论文。经过1000多个日夜实验分析，我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具有跨时代意义理论——生物脱氮电子计量学。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并摸索，解决了国际上120余年的难题，为环保提供理论基础。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无论是来自外界质疑还是需要证明自己，都没有打消我的决心。我主动寻求设计院和企业合作，使得理论迅速变成了图纸，并被应用于全国20余个省区实际工程中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环保效果。我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是继宋宝安院士之后第二位获得此殊荣的人物。在贵州，“大生态”战略行动中，通过综合治理，如今威宁草海再次呈现碧波荡漾景象，让我们欣慰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