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官邮与私邮：十个红包，十句表白在物品间穿梭
在古代的汉朝，邮传系统主要由官方管理。这些官方的通信机构包括了郵亭和驿站，它们负责传递国家的重要文件和命令。这类文件中最为重要的是皇帝下达给各郡县的地方政府的军事和行政命令。除此之外，还有中央大臣发出的文书，也会通过官员系统进行传递。
东汉末年，有一个名叫桥瑁的人，在他诈称“三公”的身份时，就曾经通过驿站发送了一些文书来讨伐董卓。还有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日常行政事务的联系，比如每年的人口钱粮统计、盗贼狱讼等，都需要通过邮驿进行汇报。
然而，汉朝并没有合法的私人邮政制度。在这时期，官员之间通常是依靠正式的官方手段来通信，有时候他们会利用向上报告的情况来顺便捎带几封私信，或是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方服务于他们自己。
从出土的一些简牍中，可以找到当时私人往来的书信例子。在居延发现的一批简牍中，一封来自名叫赏的人写给妻子的信件，其中赏感谢家中的妻子恪守孝道，并告知她注意身体，不要忘记保暖。此外，还有一封来自边境某候所官宣人的信件，他写给家中的妻子幼孙，这封信提到了寒暑季节要注意身体，并且透露了他之前未能见到幼孙的事实。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即使身为边防小吏，他们也只能偶尔利用机会将个人信息送出去。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份私人书信仍然遵循着秦朝式样的格式开头，每位丈夫都以“伏地再拜请”开始对妻子的称呼，而岳父则被称作“丈人”。
普通百姓想要用书面形式向政府反映情况，则需亲自前往京城或使用“公车上书”的方式。而留存至今的一些诗歌反映了当时通讯困难的情形，如《古诗十九首》中的那首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即便是一张简单的小纸条，在袖口里保存了三年，也未曾褪色，这显示出了通信材料珍贵，同时也揭示了通讯之难。
由于通讯限制，有时候书函往来的频繁程度甚至成为了判断朋党关系的一个依据。在《后汉书记》中记录了一则杜安不愿意接受贵戚礼物而拒绝回应其书函的情形，最终杜安成功洗清与贵戚有关联的事宜，被人们赞誉为清廉自守之士。
在整个两汉时期，只有那些拥有特殊权力的人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通信网络，比如淮南王刘安以及酷吏王温舒。不过随着皇权加强，这些临时性的、私人的通信网络很快就消失无踪了。
总结来说，两汉期间官方的邮政制度非常严格，从郵亭收发文档都需要登记造册，而专职郵使配备着醒目的服饰，以确保他们能够迅速有效地完成任务。尽管如此，由于距离较远或者交通不畅，一天行走四五十里的步行速度还是比较慢。不过，对于紧急情况，如地震预警消息，可以通过快马加鞭在短时间内快速传递到数千里以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