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纵欲主义：历史倒影与自然反思

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光辉照耀下，晚明社会尽管无法与其规模、广度和深度相提并论，但两者都热衷于尘世间的个人探索，都鼓励人性自由，推崇个性解放，并追求现世生活的享乐。然而，文艺复兴还强调理性和科学的力量，重视知识对人的提升，以及人的价值和能动性的重要性，它们赞美人类创造一切可能，同时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这正如弗洛姆所言，在中世纪后期，“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趋势日益发展”。同时，它们也试图建立新的社会规范，而这些正是晚明社会所未认识到或不可能理解。

晚明社会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挑战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它把追求个人享乐及其满足当作人生目的，不顾对自身价值和责任的追求，从而倡导了一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颓废生活方式。这与人的社会属性相悖，因为人们是由社会构成，他们在社会中的活动是实现价值、发展个性以及表达个性的最根本途径。随着人们在社交中的成长，其生物本能不断被改造，并带有特定的历史阶段及文化印记。弗洛姆认为“人的本质、情感与忧虑都是文化产物”，而伯纳德则指出“在高等动物尤其是在人类方面，本能即使不是正在消失，也是一个正在退化的事物”。

因此，如果说禁欲主义是一种对人性的异化，那么以纵欲为旗帜的晚明社会则是一种对人性的扭曲，而非张扬。此外，这也说明了晚明 社会对于自我审视仅限于自我意识觉醒，而没有达到主体意识层次上。这导致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即赤裸裸的人类中心论，对感官极端发挥，一旦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大众思想，并作为斗争唯一思想武器，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任何一种文化精神，无论是否有效，都紧密联系着当时的现实环境，是倡导者的思考结果。在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给予了新生的土壤。在东南沿海地区及其长江三角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情况下，加之商品经济迅速扩展，使得奢侈享受越来越普遍。而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增强至极点，便出现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局面；另一方面，由封建伦理道德严格束缚的小民阶层却呈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

虽然官方依然口头上讲究封建伦理道德，但实际行动中，却背离了这种模式。一些官员为了私利利用权力参与商业活动，有些甚至形成官商无差别的情形：“官与贾无别矣，贾亦复无别，无官不贾，又无贾不官。”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统治阶级自身道德践踏，再加上政治上的腐败，使得传统道德观念面临深刻危机。

王守仁（良知学）的提出，也旨在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物”、“求理于吾心”等命题，以尝试从外部权威转向内化自然的情感，从而突出了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會转向内醒，对尘世中人物的心灵关注。他后来的泰州学派更进一步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这意味着将传统伦理规范从外界权威转变为内化自然情感，将客观世界直接映射到自我的内部世界。这一思想为晚明社會提供了一条出路，让傳統倫常與現實之間找到共鳴點。

李贽，他走得最前边，最激烈也是最尖锐，他激烈程度让他似乎站在传统伦常旁边。但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想改变压制人性的传统伦常，为人性、人欲争取合法空间。他认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如好色好货勤学多积财富买田宅博风水等皆是真实表现，只需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不需要他教导他们。而考察历史结果又使他得出结论虽圣人才有势利之心，因此他把人的自私、私利趋避害避利等看作整个道德基础之一。他认为既然这是人的本质，那就是合适，不应该被刻意限制。他基于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命题，把吃饭穿衣这些基本需求看作包含所有伦常的一切，所以真正礼就是人人顺其自然，没有束缚，没有藩篱，就像万全没有寻找路径，没有涂抹道路，没有防护可守，可以限量但没有开启钥匙一样完全自由。如果人人都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情，每个人都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就能够维持太平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