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现象，我们不得不提及中国晚明时期的社会风貌。尽管两者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强调了尘世生活中的个人自由，以及追求享乐和个性解放的观念。在这一点上，晚明社会与文艺复兴运动有着共同之处。然而，文艺复兴还强调理性的力量、科学探索以及知识的重要性，它们赞美人类创造力，并认为人可以掌握一切。
相比之下，晚明社会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其思想武器，以对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这一倡导一种极端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颓废生活方式，这种态度忽略了责任感和自我价值追求，对人的社会属性造成了冲击。人们是由社会环境塑造出来的，他们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实现价值、发展个性并表达自己。而弗洛姆所说的人类本质是由文化塑造而成，因此，即便是在生物本能层面，人类也经历了一种退化过程。
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及其长江三角洲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品经济增多，使得奢侈享乐和越礼逾制成为日常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金钱影响力增强，而另一方面封建官僚阶层自身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他们口头上的高谈阔论仍然是关于重义轻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交责任感，但实际行动却背离这些原则。
王守仁“良知学”的提出试图为当时政府无力挽救传统道德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他主张将心提升到本体地位，从而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转向内醒，即关注尘世中人的内心世界。但这同时也使得传统道德规范被置于更高的地位，并试图把从外部权威转变为内部情感自然的情感实践。
李贽则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声音，他激烈地批判了当时普遍趋势，即人们为了物质财富而努力，他认为这是“迩言”。他认为私心、私欲，是人类行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需要被压抑或禁止的事物。他主张让私心、私欲成为伦理道德基础，因为这是人性的真实表现，不应该受到人为限制。他发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将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视作伦理物理的一部分，最终认为真正的礼就是顺应自然，没有任何束缚，也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去追求他们想要的事情，那么人人满意，社会就能太平安定。
总结来说，无论是王守仁还是李贽，他们都是在寻找一个合理解释来弥补传统道德规范不足的地方，但是他们采取的是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是通过提高精神境界去改变；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否定那些看似不合理的人类本能。然而，这两个方法都未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它们仍然基于对过去经验和规律的依赖，而未能够超越当前的问题意识，把握时代脉搏，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