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辉煌背后，晚明社会虽然无法与之媲美，但两者共享着对尘世个人关注、鼓吹自由和解放、追求现世享乐的热潮。然而，文艺复兴还强调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认为知识至上，而晚明则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与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对抗。这导致了一个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颓废生活方式，对人的社会属性造成了冲击。
弗洛姆指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产物”，而伯纳德则认为“本能，即使不是消失，也是退化”。因此，晚明社会尽管倡导自我意识觉醒，却未能达到主体意识层次，其破坏性的负面影响显著缺乏建设性的正面意义。
经济发展带来丰富生活，但金钱在社会中作用膨胀，同时封建官僚阶层的人格分裂加剧。商品经济冲击下，他们利用特权参与商业活动，使传统道德观念面临危机。王守仁的“良知学”试图重建道德权威，但它突出了人主体能动性，并转向内心关注。
晚明代表者们，如李贽，以其激烈态度走在前列，他们试图改造压制人性的传统道德规范，为人性争取合法地位。李贽认为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一切都无需别人的教导，是因为这些行为符合人类自然本质。他将自私、趋利避害等看作整个道德基础，不应予以限制，从而确认最基本生活需求即包含了所有伦理道德，他提倡完全自由，没有束缚。如果人人都能无拘束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那么人人心满意足，社会自然会太平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