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艺复兴与晚明社会相比，两者都强调尘世中个人的价值和自由，但其深度、广度以及对理性和科学的重视程度差异极大。文艺复兴不仅鼓励人性的解放，还倡导理性、知识的重要性，并且认为人类能够创造一切。相反，晚明社会则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来挑战传统道德规范，把追求享乐看作人生目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的社会属性不符。人们是由社会塑造，他们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实现价值、发展个性并表达自己。
弗洛姆指出，“人的本质、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产物。”因此，即使禁欲主义可能是一种对人性的异化，晚明社会所倡导的人类纵欲也是一种扭曲，而不是真正的人格张扬。此外，由于缺乏主体意识层面的自我审视，这种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而缺乏建设性。
从经济角度看，明代中叶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及其长江三角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奢侈享乐风盛行，同时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官员利用特权进行商业活动，不仅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官与贾无别矣”、“无官不贾，无贾不官”的局面。
随着传统道德观念遭遇危机，对于如何应对这一情况，有些思想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比如王守仁提出“心即理”的思想，以期内化传统道德规范。而泰州学派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想法，他们主张“百姓日用即道”，认为人们自然而然会去做那些符合他们需求的事情，因此对于过分压制人性的行为持批判态度。
李贽更是激烈地抨击现实，他认为人们追求的一切根本就没有必要被他人教导，因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他把私心趋利避害等看作整个伦理基础，并主张让人们顺其自然地去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从而达到一种完全自由的地步。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那么他们将会感到满足，从而带来一个太平安定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