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和晚明社会相比，西方文艺复兴的规模、广度和深度远超过了晚明。然而，他们都强调尘世生活中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追求现世生活的享乐。除了这些共同点，文艺复兴还提倡理性与科学，对知识有着重要性的认识，并赞美人的力量与伟大。同时，它们试图构建新的社会规范，而这些正是晚明社会所未能认识到的。
晚明社会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为思想武器来对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在这过程中，它把追求自身享乐及其满足看作人生目的，不顾责任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从而倡导了一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颓废生活方式，这与人是社会产物以及人生的生物本能不断被改造这一事实不符。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产物”，伯纳德则指出“高等动物，尤其是在人方面，本能即使不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也是一个正在退化的事情”。因此，如果说禁欲主义是对人性的异化，那么以纵欲为思想武器的晚明社会则是一种扭曲，而非张扬。
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丰富，与封建伦理道德紧密相连的人民日益增长对于金钱影响力日增。而官僚阶层由于权力的诱惑，其个人品质出现严重分裂。这一切都导致了传统道德观念面临危机，同时也给予了新思想萌芽空间。
王守仁推崇良知学，以心外无物来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仍然想要从内化自然情感到灭除人欲存天理。这一转变虽小，却表现在向内醒觉，即向尘世中人的内心关注上移动，这预示着一种变化，即百姓日用即道（泰州学派），意味着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实现自己需要，无需依赖于外界指导或教导。
李贽更进一步，他认为当时普遍趋向如好色、好货等，是因为这是人们自发选择的事务。他得出了结论：“势利之心人人都有”，这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他认为私心不可避免，“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将自私、趋利避害等看作整个道德基础，他认为既然这是人类本性，那就是合理，不应受到限制。他发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将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视为伦理物理的一部分，最终确认真正礼应该是顺其自然，没有束缚，只要人人能够自由地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就会达到平安稳定的状态。
总结来说，虽然两者都强调个体自由，但它们处理方法迥异：西方文艺复兴结合了理性的思考，以及对知识及科学价值的大力提倡；而晚明则走上了一个错误路径——过分追求个体享受至排斥其他值得考虑的人类关系，如责任感及对未来世界持久规划的问题。此问题反映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同一主题（如个体自由）的不同理解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