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文艺复兴与晚明社会的差异时，我们注意到两者都强调了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但文艺复兴还融入了理性、科学以及对知识的推崇。相比之下，晚明社会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抗争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武器，其追求享乐和个人满足成为了生活目的，而忽略了责任和价值追求。这种极端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颓废生活方式，与人的社会属性不符，因为人是社会产物，社会活动是实现价值、发展个性并表现最根本活动。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伯纳德则指出“高等动物尤其是人方面，本能即使不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也是一个正在退化的事实”。因此，如果禁欲主义被视为对人性的异化，那么以纵欲为思想武器的是晚明社会，则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扭曲着人性，而非张扬。
这表明晚明社会对于自我审视仅限于自我意识觉醒，没有达到主体意识层次。这一时代具有破坏性的负面影响缺乏真正建设性的正面效应，因而也缺乏长久存在合理性的基础。
任何一种倡导，无论是哪种，都紧密地与当时现实相联，是代表者们对现实思考和把握的一种主观表达。这些现实环境决定了代表者的思考方向。在新经济形态中，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促进了一系列变化：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急剧膨胀，一方面出现“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局面；另一方面，由封建伦理道德深受影响的人格分裂显著加剧。
虽然仍旧口头宣讲封建伦理道德，但实际行动却违背重义轻利、“立德立功立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官员们利用特权参与商业活动，以攫取财富为目的，这导致传统道德观念遭遇危机。而王守仁所提出的良知学试图从外部权威转向内心自然的情感，以彰显传统道德规范，并试图重建其权威。但他将心提升至本体地位，从而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转向内醒，对尘世中人的内心关注。
随着泰州学派一脉延续，它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命题，为后来的李贽等提供了新的思想铺垫。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他们带着自身对现实思考走到了时代前列——一些知名度较高但地位低级官吏，如李贽，他们基本上属于统治阶层，在骨髓中扎根有传统伦理规范，因此他们又不自觉地以封建伦理作参照系，表现出难以摆脱矛盾的心态。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一切上层建筑。”通过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就是行为真实动机或出发点。李贽首先揭开晚明大旗，他远远走在前边，最激烈也最尖刻，其激烈程度使他陷于貌似与传统道德势不两立境界。而他的目的是要改造压制人性的传统道德规范，为人性及人欲争取合法位置。他认为人们孜孜寻求的一切并不需要别人才教导，可以自然而然去做，并得出结论虽大圣亦无势利之心。他认为既然这是人类本质，那就是合乎自然，不应该予以限制，他确认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包含了世间一切伦理，即便如此也不应勉强，更不可强迫。他认为真正礼应当人人认同顺其自然，不需藩卫可守，只需量可限，无蹊径可寻，无涂辙可由。这意味着万全无束缚完全自由。如果人人无拘束去追求自己的东西，每个人满意于自己所想要的事情，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太平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