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旅程中，西方文艺复兴和中国晚明社会虽各自有其独特之处，但都对尘世生活持有浓厚兴趣，鼓励个人自由发展、追求享乐。然而，他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文艺复兴不仅强调理性与科学，还倡导知识的重要性，尊重人的价值和主动力。相比之下，晚明社会则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为思想武器，对抗传统道德规范，最终导致了一种极端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颓废生活方式，这种现象违背了人的社会属性。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质、情感和忧虑都是文化产物”，而伯纳德则指出“在高等动物尤其是人类方面，本能即使不是消失，也是在退化”。因此，即便禁欲主义可能被视作对人性的异化，而晚明社会所采取的纵欲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则是对人性的另一种扭曲，而非真正的张扬。
这种单纯追求个体享受的人生观缺乏深度，更没有上升到主体意识层面的理解。它是一种短暂且破坏性的影响，没有提供建设性的力量，因此也缺乏长久存在的合理性和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时代或地区，都会产生符合当时社会现实及其思考的人类活动。
从经济角度来看，晚明时期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不少地区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加剧了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这不仅导致奢侈消费泛滥，而且削弱了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使得官僚阶层自身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与传统道德规范相悖。
王守仁提出的“心即理”、“心外无物”等命题试图内化传统道德规范，但这并未解决问题，只是在客观上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转向内醒，并关注尘世中人的内心世界。随着时间推移，如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为晚明社会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空间。
李贽以最激烈的声音批判传统，他认为人们孜孜于好色、好货等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他人教导。他把自私、趋利避害等看作全面的道德基础，并将穿衣吃饭这些基本需求视为伦理物理，从而否定了过多限制自己的必要性。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无拘束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以达到人人满意，无需更多束缚，这样才能实现一个太平安定的社会。但他的理论同样带有一定的极端色彩，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规则引导人们共同维护秩序与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