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和晚明社会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了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追求现世生活的享乐。然而，两者在理性、科学以及对知识价值的重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晚明社会倾向于赤裸裸的纵欲主义，用来反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而忽略了人生的责任和自身价值的追求，这实际上是极端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颓废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这种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斗争武器，其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它缺乏真正建设性的长久存在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金钱在社会中的作用急剧膨胀，同时封建官僚阶层的人格分裂加剧，他们口头上的大讲封建伦理道德与实际行动相违背。
王守仁“良知学”的创立，是针对当时政府无力挽救传统道德所面临危机的一种尝试，他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等命题，以内化传统道德规范为目的。但这也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转向了内醒，对尘世中人的内心关注。
晚明代表人物们带着自身对现实思考与选择走到了时代前列，他们基本上都是知名度较高但地位不高的地级官吏，属于统治阶层。他们深受传统道德规范影响，但又被王阳明的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思想所影响，自我意识已呼之欲出。在特殊的人欲横流的畸形社会发展环境中，他们感受到了时代脉搏，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寻找合理解释以弥补传统道德缺陷。
李贽首揭晚明大旗，他激烈程度使他陷入貌似与传统势不两立境地，但他的目的是想改造压制人性的传统道德规范，为人性、人欲争取伦理领域合法位置。他认为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根本无须别人教导，自然而然就会去做，因此把人的自私、趋利避害等看作整个道德基础。他认为既然是人的本性，那就是合理，不应该予以限制，从而确认吃饭穿衣最基本生活需求包容了世间一切伦理 道义 道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睡眠般自自然然，不可以勉强，更不能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