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与晚明社会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两者都强调个性解放和尘世生活的享乐，但文艺复兴还提倡理性、科学和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而晚明社会则以纵欲主义为思想武器，对抗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导致一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颓废生活方式。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伯纳德则指出，本能即使不是消失，也是在退化。因此，禁欲主义可能是对人性的异化，而晚明社会则是对人性的扭曲，不是张扬。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对感性的极端追求，最终缺乏建设性，因而也缺乏长久存在的合理性和基础。
从经济发展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及其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奢侈享乐以及越礼逾制之风。在新的环境下，一方面金钱在社会中的作用膨胀；另一方面，封建官僚阶层的人格分裂严重，他们口头上讲大讲封建伦理道德，却实际行动上背离了这些价值观。
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集中体现在程朱理学中，这被作为官方统治思想严格确定下来。而这种以束缚人性、压制人欲为特征的道德体系存在于相对贫乏物质生活和政权对意识形态领域严厉控制的情况下。王守仁“良知学”的创立，就是针对当时政府无力挽救传统道德所面临危机的一种努力，他提出“心即理”等命题，以内化传统道德规范，但这并未解决问题，只是在客观上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转向了内醒。
李贽首次揭开晚明社会大旗，他走在前边，最激烈也最尖刻，其激烈程度使他陷入貌似与传统道德势不两立境地。他远非想改变压制人性的传统道德规范，要为人性争取一席之地。他认为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根本无须别人的教导，就会去做，这些都是人的自然本性，是合理的，不应该予以限制。他确认吃饭穿衣种种最基本生活需求包容了世间一切伦理道 德，从而确认真正的人伦物理就是简单直接自自然然，没有多余的心思或行为需要强加给人类。这意味着人人都无拘束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情，人人心满意足，那么社会就会太平安定。但他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处理不同个体之间冲突，以及如何确保每个人的自由不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吸引力，但仍然有其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