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

《史记》最早称为《太史公书》,由西汉太史令(太史公)司马迁编写的历史书籍。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二千五百年的历史,是纪传体通史之祖。全书包括本纪12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表10卷、书8卷,共130篇(卷),52万6500余字。该书原稿约在西汉末年消失,目前存世最古的史记残卷是日本京都高山寺藏中国六朝抄本,目前存世最古的完整史记是现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宋“景佑本”《史记集解》(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 《太史公书》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太史公书》同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书》最初无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司马迁着《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在周朝时世为史官,春秋时期虽然失去官职,司马谈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着。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吕思勉认为《史记》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序》和《论赞》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无法加以考证。 内容 《史记·夏本纪》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着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着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着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至于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史记》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当时补缺而知其名者有十八家之多,但唯存西汉博士褚少孙之作。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补之,如《孝武本纪》摘抄于《封禅书》,褚少孙虽才识不足也不至于如此。另有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