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沐父祖赐的戏曲情怀，深受其影响。1913年毕业于浙江四明会计专科学校后，我有幸考入北京中国银行，在总行计核局担任职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始终不忘初心，对京剧抱有浓厚兴趣。我曾经师从谭派名师陈秀华学习《捉放曹》等须生戏，并与当时伶界知名人士如溥侗、朱素云、孙菊仙、赵子敬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听取京华各大名角的表演，以及撰写剧评和剧讯，我对京剧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花费四年精力编写了一本书——《燕尘菊影录》，记录了许多伶人的小传。这本书后来被誉为是对于我国戏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我又投身于编著《菊部丛谈》的工作，这本书由大东书店出版，并得到了梅兰芳先生题签和贾璧云先生画封面的支持。在这本书中，我们详细探讨了“歌剧之趋势，伶工之派别、艺术之源流”，内容翔实且富有洞察力，为我们保存了一批宝贵的历史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开始涉足报纸编辑工作，在上海交通银行期间，与张古愚先生共同编辑了《戏剧旬刊》、《十日戏剧》等期刊。此外，还曾任上海《半月戲劇》、《戲劇旬刊》的编辑。在我的笔下，以肖伧、倩倩室主、玉泓、霜红、天隐庐主人等笔名，为各类报刊撰写过上千篇剧评。我与冯小隐、高兰亭（冯叔鸾）、郑过宜并称“四大金刚”，我们的评论对当时戏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当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告伶界及梨园界》的文章时，其内容强调坚持民族气节，不演那些不适合民族风尚的小品，引起了广泛的话题和热烈讨论。对程砚秋先生和梅兰芳先生这样的艺术巨匠进行赞扬，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他们在战争年代中的特殊意义。这份言论不仅震动了一代，又激励了一代人。
